古典与唯美能绽放多少艺术与文明的光芒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之快乐尊严与否，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文化；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形成什么样的文化人格。现代中国人，不同于古代中国人，也不是现在外国人。

    所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结构中，要有适当的欧美文化，不仅有现代的欧美文化，还有传统的欧美文化，惟其如此，方能区别于闭关锁国时的古代中国人。当然，无论如何欧美化，根永远是扎在中国，扎在中国文明数千年历史的肥田沃土中，欧美文化，只不过是雨露和阳光。

    美术是文明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象征，文明的精神，总是涂染着美术的精神色彩。正是通过艺术精神五彩斑斓的美感，我们触摸到文明精神的脉动与跳跃，这正是伟大的艺术具有愉悦的形式，却与娱乐本质不同之处。在艺术的美感愉悦中，我们潜移默化了文明精神的人格与尊严。

    19世纪的欧洲，不仅是欧洲文明，而且是全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从奴性人格向自由人格的转型期。不知有多少绝望与希望、痛苦和欢欣的腥风血雨肆虐飘零。这些不仅记录在那时的语言文字档案中，更以更准确也更抽象的形象隐寓在19世纪的美术作品中。

    从世纪之交的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最后是印象主义的熊熊烈火，一直燃烧到下一个世纪之交。美术流派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感觉上是审美观念的更替和嬗变，实际支撑更替和嬗变的却是社会和政治勇往直前的步伐。

    作为新古典主义最后一位大师，布格罗具备所有生不逢时者的悲剧色彩。大机器生产的轰鸣连同资产阶级的真枪实弹，彻底坍塌了绵延千百年的贵族制度。尽管布格罗像一个孤胆英雄般地守望着古典主义的理想，他也不得不将贵族的庄重和尊严披挂在一个农妇身上。这幅令人肃然起敬的作品虽然极尽古典主义的美轮美奂，却依然是一个抽象的隐喻：现代工业机器生产和自由民主摧毁了贵族制度，却使过去只有少数贵族拥有的精神品质幻化到普通民众中，贵族精神转化成民族精神而获得新生，正实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飞跃。

    机器生产一方面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噪音和污染，田园牧歌的诗情画意日渐稀少，忧愁、伤感、孤独的情绪虽然不能阻挡工业革命的滚滚洪流却也执拗顽强地弥漫扩张。华兹华斯、骚塞、柯勒律治等湖畔派诗人呻吟开道，罗塞蒂为代表的拉斐尔前派绘画后起呼应，揭开了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运动，从英伦三岛一直漫延到全欧洲。

    以情感动人的浪漫主义不仅改变了追求视觉完善的新古典主义，更重要的是在高高飘扬的情感大旗下埋伏着“个性”的千军万马，几十年之后，千军万马汇聚成个性和自由的现实主义惊涛骇浪。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如同一道闪电划过欧洲的天空，使人们看到了工业都市文明掩盖下工人的异化和农民的贫困。它像试金石一样叩问着欧洲的良知。越来越多的作家诗人为人民而呐喊。画家则从画室走向田野，他们震惊于农民的艰难和困顿，更震惊于农民的朴实和尊严。这些描绘农民及其劳动的作品不仅像烈焰一样烧灼着遗老遗少们的高雅的眼睛，而且，它所携带的人道主义精神之光成为推动欧洲走向真正文明和进步的巨大力量。

    撇开具体的文明差异历史进程，任何国家与民族，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过程中，都有极其相似的一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代中国正处于这样的转型期，回望一百年前的欧洲，我们可以发现诸多相似之处。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不仅可以以19世纪欧洲美术的历史为鉴，更重要的是19世纪欧洲美术精神转换成西方文明的精神予当代中国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中国人完全有条件可能建构起古代中国人、现代外国人没有的自由、博大文化人格。在这博大的文化人格结构里，不仅有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明，也有千百年来的欧洲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古今中外的文明百川，汇流现代中国人如大海般的胸怀。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新生，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全人类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