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炒作艺术市场还是借艺术市场炒作
-------对朱其艺术市场批评论的怀疑
今天，离“汶川大地震”发生已有些时日，回过头来看这场灾难我们不禁感叹，“汶川大地震”不仅是对灾区群众生命财产的一场残酷摧残，也是对举国上下公道人心的一次严格考验。
面对灾难，中国当代艺术界表现了强烈的生命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年轻的当代艺术家在灾难过后迅速行动起来，与保利拍卖行合作推出“情系灾区，倾情奉献”活动。此次拍卖共募得善款8463万元人民币。这个“天价”数字不仅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可喜的市场表现，更是中国当代艺术界一次浓浓的“爱的奉献”。作为一个普通的艺术从业者，我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崛起而憧憬，更为当代艺术界的回报精神而感动。然而这个“天价”数字在带给我感动的同时，却引起一位艺术批评“明星”的不满。
从2007年的《艺术资本在中国》到最近的《谁在害怕批评艺术市场》，国内艺术批评者朱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连续发表了多篇批评性文章，其言辞激烈并将矛头直指日益火爆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甚至有人认为朱其的大胆言论破先例地揭开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之“黑幕”。
在朱其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品的高价位是所谓的“天价”，是艺术市场利益集团运用炒作手段制造的经济泡沫；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建立在一个“谎言共同体”上，艺术品交易各环节共同合谋了这场繁荣无比的“假象”。朱其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进行了坚定的判断，并断言这场当代艺术“挤泡沫”的市场阶段会很快过去。这样的言论无疑是给中国当代艺术浇了把凉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一方面是朱其对当代艺术市场的“大胆揭露”和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却是当代艺术紧锣密鼓的赈灾义拍和市场价位的持续走高。在朱其发出“谁在害怕批评艺术市场”的同时，我们不仅疑惑：朱其为何要否定艺术市场；难道赈灾善款的“天价”仅仅是一场表演吗？翻开朱其本人的“艺术批评大事记”，借助事实，我的疑惑逐渐被解开。
在文章中，朱其反复提到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配不上“天价”的市场反映，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当代艺术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缺乏学术批评的积淀。“所谓成熟的艺术市场，实际上也是一个学术资本的标准共同体。”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在创作之后进入作为一级市场的画廊，与此同时，评论家会给予作品一定的批评定位，此后的八到十年时间是艺术作品经受学术考验、市场考验的时间。能经受考验的当代艺术才能够沉淀出真正的内在价值，因此才适宜拿到拍卖会等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
这就不难理解朱其对艺术市场不满和批评的动机，本人认为这个动机有两种可能性：“金盆洗手，立地成佛”；“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即没有在艺术市场的巨大利益链条中稳居一隅而无法分得艺术交易所带来的利益，批评者对当代艺术市场运作过程的全盘否定毋宁说是批评者在吃不到葡萄的情况下利用对艺术市场的批评与拆台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建立新的利己平台。
2002年，朱其与北京“星空间”画廊合作，策划了“青春残酷”绘画展，主要涉及几位70年前后出生的画家。有朱其对这批当代艺术作品的学术阐释，有“星空间”对逐渐成熟起来的商业展览模式的运作，参展的这些画家一下被推向了台前。在此次展览获得一定成功后，这些画家的作品被迅速推上了艺术市场。作为回报，艺术市场促使这些画家的作品在短短几年间成倍上升——尹朝阳的作品价格涨幅是50倍，夏俊娜的作品价格涨幅达到了100倍。
朱其一手推动了这一切，这次展览也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然而在操作过程中，朱其并未像他今天所倡导的那样，让当代艺术在创作之初沉淀个八年、十年，而是抓住了“大量资本介入”的好时机努力将没有“沉淀”过的当代艺术品推向了市场。因此可以说，即便朱其等人不是今天艺术市场运作模式的始作俑者，至少也是一个积极的践行者，只是朱其作为参与者是否能成为利益既得者，根据本人的调研，并不乐观。这些教训促使朱其试图推翻现有的市场模式，去构建一个不仅有他学术参与同时也有他利益共享的新模式。
事实上，朱其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批评集中在艺术市场的运作过程上。在分析市场经济时，朱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数据参考就给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是泡沫经济的结论，将整个艺术市场的运作“揭露”为“天价做局”。要建立新的艺术市场格局就必须推翻现有格局，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进行全盘否定是第一步。然而就在2007年5月，朱其作为2007北京798艺术节总策展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70后”艺术家与市场的关系，其原话与今天的否定之词竟然大相径庭：“这一代人（指“70后”）的走红可能是因为市场和资本体系的关系。市场和资本体系一个是他们的成长背景和他们整个自我模式是在市场资本浪潮中形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作品刚开始有一定成熟形态以后迅速就被市场消化了，市场让他们一夜之间作品的价格涨了十倍。”他甚至对艺术市场作了很好的定义：“到了今天艺术和市场在一个高端已经不是一个矛盾关系了，基本上是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的关系。”如此短的时间，态度骤然转变，作为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市场的参与者之一，无论任何时候朱其都应当深谙其运作实质。连续发布批评艺术市场的言论，应该不是朱其最近才恍然醒悟了艺术市场的弊病，而是恍然醒悟了批评艺术市场弊病的时候到了。朱其的慷慨陈词貌似是出于维护当代艺术健康发展的正义之心，然而他的“大胆揭露”却显示为一种急切的下手“拆台”行为。
在文章中，朱其一反策展和推举艺术家时的“扶持”性言论，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缺乏积淀下来的内在价值，其价格不能与西方某些“大师”的作品并驾齐驱，同时认为当代艺术的市场价格不应该高于具有古董价值的近代艺术，以时间长短而非文化积淀来评价作品的好坏，贬低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这些言论正好击碎了他所谓的对艺术的“责任心”——这样的大肆贬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目前定位和未来发展缺乏客观公正的对待，过激的舆论导向又能将中国当代艺术及艺术市场带向何方？
朱其试图建立的新的艺术市场模式强调了艺术评论在艺术走向市场过程中应当具有与画廊、拍卖行相平行的地位。然而，艺术评论真的在市场中起到价格平衡器的作用吗？答案是否定的。
艺术批评只能够在艺术投向市场之前发生作用，而且是以学术的身份参与到艺术定位中；一旦艺术投入到市场，艺术批评便不再具有发言权，它该说的已经说完，除了能够给收藏者一些参考信息外，对价格高低起不到实质性作用。说到底，市场中的艺术是具有商品属性的，商品价格的大小要由市场参与者博弈权衡之后决定，批评家不是参与者，在艺术市场这个问题上批评家无法与画廊、拍卖行站在一起。毕竟，一定的供需关系才是艺术品价格的决定因素。艺术品由画廊、拍卖行等投放到了市场中，收藏家、艺术投资者们闻讯而来，符合他们审美趣味和心理价格预期的商品他们就乐意购买。哪怕一个毫无艺术常识的煤老板，只要他有钱并愿意买画，那么用一千万元买一张三流画家的画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尽管评论家在一旁说这张画不值一千万，但市场却告诉他它值一千万。
提高评论家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让所有艺术作品在十年、八年里沉淀学术价值，它所能影响到的只能是艺术质量的好坏。就像一个工厂，对所生产的商品精雕细琢，评论家也可以精雕细琢每一件艺术品的学术价值，但是无论是工厂的优良技工还是学问高深的评论家，只要他们不参与市场买卖就无法影响价格。由此看来，朱其批评现有艺术市场模式而呼吁建立的新模式未必能使作为评论家的他收获更多的利益。改善现有艺术市场格局的目的无法实现，其激愤之言也就失去了意义。
至于朱其在《当代艺术拍卖的“天价做局”，以及暴利游戏》一文中着力“揭露”的当代艺术市场的“黑幕”，将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包装行为是恶意的炒作。在这里，朱其依然将艺术批评领域与艺术品交易领域混为一谈，怀着迫切的心情想要介入艺术市场。他以艺术品的艺术史价值为依据来斥责艺术品价格是“天价”，并将原因归于利益相关集团的“炒作”。然而事实上，商品市场价格的高低不是某个人或者集团的主管意志能左右的，它取决于市场中的供需关系。
在市场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有理性的，他们无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艺术交易中的包装和推销行为，无论是朱其所谓的“天价表演”还是所谓的“炒作”说到底不过是市场参与者为获取交易利润而采取的必要、理性的措施。就像商业公司宣传商品性能的广告、扩大机构影响力的标语一样无可厚非。就连朱其本人，不也是炒作行为的熟练操作者吗。朱其作为艺术评论者，超越自己的职责和能力范围对艺术市场说三道四，难道不是对他本人学术能力的炒作行为；他作为策展人对所举办的艺术展览进行宣传就不是炒作行为么；他的《艺术地图》与某画廊的联系就不存在任何炒作的嫌疑吗，何况此刊物还违背了《国家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未注册刊号、也未按规定标注日期和编号！关键不是炒作本身，而是炒作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倘若存在，我们可以把批评的重心转移到炒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建议也就转移到法制建设和市场监管上来了，像朱其这样的全盘否定不免有失偏激。
朱其批评事件贯穿汶川地震、赈灾义拍的始末，与当代艺术界赈灾行动的热切相对比，朱其的言论是何其冲动和冰冷！然而纵观整个批评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朱其在作为艺术市场的“知情者”揭露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的同时，不自觉地暴露了自己的内幕，在批评艺术市场的炒作时巧妙地炒作着自己。
金盆洗手，不是你想洗就能洗干净的；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那么，革命已开始，同志须努力!
-------对朱其艺术市场批评论的怀疑
今天，离“汶川大地震”发生已有些时日，回过头来看这场灾难我们不禁感叹，“汶川大地震”不仅是对灾区群众生命财产的一场残酷摧残，也是对举国上下公道人心的一次严格考验。
面对灾难，中国当代艺术界表现了强烈的生命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年轻的当代艺术家在灾难过后迅速行动起来，与保利拍卖行合作推出“情系灾区，倾情奉献”活动。此次拍卖共募得善款8463万元人民币。这个“天价”数字不仅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可喜的市场表现，更是中国当代艺术界一次浓浓的“爱的奉献”。作为一个普通的艺术从业者，我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崛起而憧憬，更为当代艺术界的回报精神而感动。然而这个“天价”数字在带给我感动的同时，却引起一位艺术批评“明星”的不满。
从2007年的《艺术资本在中国》到最近的《谁在害怕批评艺术市场》，国内艺术批评者朱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连续发表了多篇批评性文章，其言辞激烈并将矛头直指日益火爆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甚至有人认为朱其的大胆言论破先例地揭开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之“黑幕”。
在朱其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品的高价位是所谓的“天价”，是艺术市场利益集团运用炒作手段制造的经济泡沫；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建立在一个“谎言共同体”上，艺术品交易各环节共同合谋了这场繁荣无比的“假象”。朱其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进行了坚定的判断，并断言这场当代艺术“挤泡沫”的市场阶段会很快过去。这样的言论无疑是给中国当代艺术浇了把凉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一方面是朱其对当代艺术市场的“大胆揭露”和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却是当代艺术紧锣密鼓的赈灾义拍和市场价位的持续走高。在朱其发出“谁在害怕批评艺术市场”的同时，我们不仅疑惑：朱其为何要否定艺术市场；难道赈灾善款的“天价”仅仅是一场表演吗？翻开朱其本人的“艺术批评大事记”，借助事实，我的疑惑逐渐被解开。
在文章中，朱其反复提到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配不上“天价”的市场反映，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当代艺术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缺乏学术批评的积淀。“所谓成熟的艺术市场，实际上也是一个学术资本的标准共同体。”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在创作之后进入作为一级市场的画廊，与此同时，评论家会给予作品一定的批评定位，此后的八到十年时间是艺术作品经受学术考验、市场考验的时间。能经受考验的当代艺术才能够沉淀出真正的内在价值，因此才适宜拿到拍卖会等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
这就不难理解朱其对艺术市场不满和批评的动机，本人认为这个动机有两种可能性：“金盆洗手，立地成佛”；“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即没有在艺术市场的巨大利益链条中稳居一隅而无法分得艺术交易所带来的利益，批评者对当代艺术市场运作过程的全盘否定毋宁说是批评者在吃不到葡萄的情况下利用对艺术市场的批评与拆台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建立新的利己平台。
2002年，朱其与北京“星空间”画廊合作，策划了“青春残酷”绘画展，主要涉及几位70年前后出生的画家。有朱其对这批当代艺术作品的学术阐释，有“星空间”对逐渐成熟起来的商业展览模式的运作，参展的这些画家一下被推向了台前。在此次展览获得一定成功后，这些画家的作品被迅速推上了艺术市场。作为回报，艺术市场促使这些画家的作品在短短几年间成倍上升——尹朝阳的作品价格涨幅是50倍，夏俊娜的作品价格涨幅达到了100倍。
朱其一手推动了这一切，这次展览也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然而在操作过程中，朱其并未像他今天所倡导的那样，让当代艺术在创作之初沉淀个八年、十年，而是抓住了“大量资本介入”的好时机努力将没有“沉淀”过的当代艺术品推向了市场。因此可以说，即便朱其等人不是今天艺术市场运作模式的始作俑者，至少也是一个积极的践行者，只是朱其作为参与者是否能成为利益既得者，根据本人的调研，并不乐观。这些教训促使朱其试图推翻现有的市场模式，去构建一个不仅有他学术参与同时也有他利益共享的新模式。
事实上，朱其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批评集中在艺术市场的运作过程上。在分析市场经济时，朱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数据参考就给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是泡沫经济的结论，将整个艺术市场的运作“揭露”为“天价做局”。要建立新的艺术市场格局就必须推翻现有格局，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进行全盘否定是第一步。然而就在2007年5月，朱其作为2007北京798艺术节总策展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70后”艺术家与市场的关系，其原话与今天的否定之词竟然大相径庭：“这一代人（指“70后”）的走红可能是因为市场和资本体系的关系。市场和资本体系一个是他们的成长背景和他们整个自我模式是在市场资本浪潮中形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作品刚开始有一定成熟形态以后迅速就被市场消化了，市场让他们一夜之间作品的价格涨了十倍。”他甚至对艺术市场作了很好的定义：“到了今天艺术和市场在一个高端已经不是一个矛盾关系了，基本上是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的关系。”如此短的时间，态度骤然转变，作为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市场的参与者之一，无论任何时候朱其都应当深谙其运作实质。连续发布批评艺术市场的言论，应该不是朱其最近才恍然醒悟了艺术市场的弊病，而是恍然醒悟了批评艺术市场弊病的时候到了。朱其的慷慨陈词貌似是出于维护当代艺术健康发展的正义之心，然而他的“大胆揭露”却显示为一种急切的下手“拆台”行为。
在文章中，朱其一反策展和推举艺术家时的“扶持”性言论，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缺乏积淀下来的内在价值，其价格不能与西方某些“大师”的作品并驾齐驱，同时认为当代艺术的市场价格不应该高于具有古董价值的近代艺术，以时间长短而非文化积淀来评价作品的好坏，贬低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这些言论正好击碎了他所谓的对艺术的“责任心”——这样的大肆贬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目前定位和未来发展缺乏客观公正的对待，过激的舆论导向又能将中国当代艺术及艺术市场带向何方？
朱其试图建立的新的艺术市场模式强调了艺术评论在艺术走向市场过程中应当具有与画廊、拍卖行相平行的地位。然而，艺术评论真的在市场中起到价格平衡器的作用吗？答案是否定的。
艺术批评只能够在艺术投向市场之前发生作用，而且是以学术的身份参与到艺术定位中；一旦艺术投入到市场，艺术批评便不再具有发言权，它该说的已经说完，除了能够给收藏者一些参考信息外，对价格高低起不到实质性作用。说到底，市场中的艺术是具有商品属性的，商品价格的大小要由市场参与者博弈权衡之后决定，批评家不是参与者，在艺术市场这个问题上批评家无法与画廊、拍卖行站在一起。毕竟，一定的供需关系才是艺术品价格的决定因素。艺术品由画廊、拍卖行等投放到了市场中，收藏家、艺术投资者们闻讯而来，符合他们审美趣味和心理价格预期的商品他们就乐意购买。哪怕一个毫无艺术常识的煤老板，只要他有钱并愿意买画，那么用一千万元买一张三流画家的画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尽管评论家在一旁说这张画不值一千万，但市场却告诉他它值一千万。
提高评论家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让所有艺术作品在十年、八年里沉淀学术价值，它所能影响到的只能是艺术质量的好坏。就像一个工厂，对所生产的商品精雕细琢，评论家也可以精雕细琢每一件艺术品的学术价值，但是无论是工厂的优良技工还是学问高深的评论家，只要他们不参与市场买卖就无法影响价格。由此看来，朱其批评现有艺术市场模式而呼吁建立的新模式未必能使作为评论家的他收获更多的利益。改善现有艺术市场格局的目的无法实现，其激愤之言也就失去了意义。
至于朱其在《当代艺术拍卖的“天价做局”，以及暴利游戏》一文中着力“揭露”的当代艺术市场的“黑幕”，将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包装行为是恶意的炒作。在这里，朱其依然将艺术批评领域与艺术品交易领域混为一谈，怀着迫切的心情想要介入艺术市场。他以艺术品的艺术史价值为依据来斥责艺术品价格是“天价”，并将原因归于利益相关集团的“炒作”。然而事实上，商品市场价格的高低不是某个人或者集团的主管意志能左右的，它取决于市场中的供需关系。
在市场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有理性的，他们无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艺术交易中的包装和推销行为，无论是朱其所谓的“天价表演”还是所谓的“炒作”说到底不过是市场参与者为获取交易利润而采取的必要、理性的措施。就像商业公司宣传商品性能的广告、扩大机构影响力的标语一样无可厚非。就连朱其本人，不也是炒作行为的熟练操作者吗。朱其作为艺术评论者，超越自己的职责和能力范围对艺术市场说三道四，难道不是对他本人学术能力的炒作行为；他作为策展人对所举办的艺术展览进行宣传就不是炒作行为么；他的《艺术地图》与某画廊的联系就不存在任何炒作的嫌疑吗，何况此刊物还违背了《国家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未注册刊号、也未按规定标注日期和编号！关键不是炒作本身，而是炒作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倘若存在，我们可以把批评的重心转移到炒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的建议也就转移到法制建设和市场监管上来了，像朱其这样的全盘否定不免有失偏激。
朱其批评事件贯穿汶川地震、赈灾义拍的始末，与当代艺术界赈灾行动的热切相对比，朱其的言论是何其冲动和冰冷！然而纵观整个批评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朱其在作为艺术市场的“知情者”揭露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的同时，不自觉地暴露了自己的内幕，在批评艺术市场的炒作时巧妙地炒作着自己。
金盆洗手，不是你想洗就能洗干净的；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那么，革命已开始，同志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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