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开幕的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只是即将慢慢浮出水面的前门23号的一部分。曾经作为上海外滩复兴者、一手策划了外滩3号的李景汉出任执行董事长，而担任过外滩3号沪申画廊艺术总监的翁菱，也作为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的策划总监。开幕展看来别有意味。
这个被叫做 “我们在哪里”的艺术展旨在向发展了不到20年、但到处是繁荣与虚妄相交织的国内当代艺术发问。当艺术家们以自己的作品对问题做答之时，无独有偶，前门南侧的大规模的改造仍然在继续。
2008年6月9日，从昌平来北京看女儿的张大爷特地到了前门。这里仍然是一个被蓝色的铁皮包围着的大工地，几个方便运输的大门有保安把着，为了往里看，好奇的人们到门的另一侧把蓝铁皮给掰弯了，从那个不规则的缺口中看着已经着完颜色的五牌楼，挂起了红色糖葫芦灯的前门大街……张大爷拉着边上的保安问，电视新闻上说5月1号就开街了吗，不让咱进去看看吗？保安说：“看您说的，电视也有报错的时候啊。开街早着呢，里面除了房子啥都没有。这些房子就像要出来逛街的女人，不是也得涂脂抹粉吗？”
张大爷又左右瞅了瞅，带着遗憾离开了。
包括前门大街在内的前门地区，由于靠天子脚下，几百年来一直是“老北京”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中心，它东侧是鲜鱼口，西侧大栅栏靠三纵九横的胡同形成紧密路网，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孕育出以商业和娱乐为主的、地道的北京城市文化风情。可以这么说，在北京，如果人们在心理上都存在着一个天安门的话，也都会有一个前门。
但是如今，前门在哪里？
前门23号
李景汉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前门23号无意中成为前门地区改造之后首个亮相的项目。继画廊开幕之后，提供法餐的布鲁宫也开幕了，在见到我之前，他正和工匠讨论餐厅中一个用来做摆设的柜子。他叙述在最早接触前门项目时候的激动：“我2003年就开始谈前门的事情，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北京的外滩实际上就是天安门，而前门可以说是中心的中心。其实我一直想要到北京做事情，论对当代艺术水平概念的理解和深度，理所当然还是北京。北京在现在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金融中心——这个中心不是上海，是北京。你要在北京做成这件事，那就是真成功了，而上海很容易。”
李景汉曾经掀起了外滩的改造风潮。当他采用了一种国际上比较常见的形式，将外滩3号保持外观、内部重新装修推出之时，他也将整个3号做了周密的策划：阿玛尼在中国的首家旗舰店、2002年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翁菱打理的沪申画廊、由米其林名厨掌印的餐厅等，虽然价格不菲，但来过的人似乎都触碰到了外滩十里洋场的奢华。之后，和3号极相似的外滩6号、18号纷纷亮相，但再也没有哪一个超过3号。
对于前门23号，他的概念和外滩3号不同。他解释说：“外滩3号虽然有一个画廊，但是有时候可能你进来15分钟就看完了，即使你想留也留不下来。但是23号不同，它的内里不是被动、静态的地方，它是一个艺术空间，你可以看看画、在小剧场看戏、上网、去书吧看书、和朋友聊天、听讲座，它就变成了一个以艺术带动的文化场所。”
把前门23号落实下来并不容易，取得租赁权的谈判持续了2年。从2005年4月开始精心修缮。但是即便到现在，埋在地下的小剧场、日餐厅等的修缮工程都还未结束。
李景汉一再强调 “市中心”的概念。他说：“我到过的城市中，除非是迈阿密那种地方，最热闹的地方一定在市中心，文化中心也一定在市中心。它是大都市的核心，能反映城市的动态。”这不仅给了他信心，也令他始终能心平气和地去达到他想达到的品质。
改造还是不改造？
前门23号不过是前门改造的一角。
事实上，前门大街的改造的声音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
2003年，根据《前门地区修缮整治总体规划方案》，规定继续以微循环方式对前门地区进行修缮。这个方案还包括“2004年启动对前门大街东侧路拆迁，并继续以微循环的方式对前门地区进行修缮，也就是将该地区剩下的近500户居民用房腾空，再对房屋进行修缮，整体保护该地区的胡同肌理”。
中国考古协会会长徐萍芳作为北京市政府2004年正式聘请的10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顾问组成员之一，责任是为北京旧城的所有城市建设工程提供论证，并制定论证程序。
徐萍芳回忆道：“《总规》下来以前，2003年我们就论证过好几次前门大街，当时就找了北京市政府聘请的10个人。我们的意见就是不动。”前门地区的改造和前门大街得一步一步走，不可能一次都实现了。“保护旧城风貌和前门买卖做得成与否、里边居住的胡同民房的拆除，这是两码事。”
2008年6月，前门大街开街在即，北京市副市长陈刚邀请徐萍芳、谢辰生、傅熹年再次到前门大街提提意见。随行的还有市规委的主任和崇文区区长。
在这些老专家眼中，前门大街是巨变。徐萍芳说：“路一加宽，前门五牌楼小了。而且是越靠近珠市口盖得越不像，往珠市口以南就稀里糊涂，全是新的啦。原来我们说整个前门大街不必这么拆，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拆光另盖，还说是按着老照片盖的。原来东西在那儿摆着，干嘛拆了照着照片盖呢，凭什么呢？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了。”
副市长问专家们怎么办，“我们当场就跟副市长说清楚了。现在就是盖了个楼子出来。前门大街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是铺面房，各盖各的，没有一个统一施工。你按图纸统一施工盖出来就假。最大的问题是，好比现在的前门大街，里边房子盖起来了，就算是按老照片盖的，但是人家是商业区，前面人家有招牌有幌子有牌楼的，当时看并不是这个样子。”他还记得鲜鱼口南边的饽饽铺（糕点铺）正明斋前门过去用木头弄了一个门脸呢，现在只有一灰楼。
老先生说急了，但房子盖出来你再拆怎么浪费得起？
“我说大街宽了，没这么宽。中间加铛铛车也增加不了风貌。再者，把故宫消防缸放前门大街摆上来了，拿这儿来也当消防的也还可以。但消防缸里边种上树了，哪有那么大花盆？”
“另一个是路灯，前门大街本来就没路灯，怎么解决可以商量。但是现在弄成了糖葫芦、鸟笼子、风筝，弄鸟笼子说是北京人爱养鸟。我说中国灯不能这样，有路灯是民国后的事，还是从外国引进的。如果装上上世纪的老路灯，那也还行。”
“而且，前门大街不是公园。弄凳子也行，以前铺子里都是大条凳。你如果放上石鼓，这是国家用来刻国家纪事大典的，很严肃的，你不能放大街上。最早的石鼓是故宫里传下来的，坐屁股下面不斯文扫地吗？而且还挺大。垃圾箱是仿大门口抱虎石的，不伦不类。这脑子里没有历史没有文化，都在画画呢。”
徐萍芳说：“陈刚和我们三人的意见都是一样，坚持一定要改。”
斡旋
2007年3月，SOHO中国花费近54亿人民币取得前门大街开发权，5月，前门在相对漫长的空地等待之后，一场再造前门的工程开始进行。
SOHO中国找到了包括韩国建筑师承孝相，在上海正火的美国建筑师BenWood，在英国的非洲时尚建筑师DavidAdjaye，美国麻省理工建筑系系主任、中国非常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张永和，奥林匹克公园中方主建筑师周恺五家建筑师事务所参与了前门项目。在前门的项目的选择上，张永和并没有多少迟疑。一方面是他和SOHO中国的张欣一直有着良好的沟通经验，另一方面前门大街已经是块拆光的熟地，显然，要重现前门的文化，重建是一次机会。
但，怎样去重现前门的历史性和文化性？
张永和说：“这里有一个本质的问题，那个建筑技术，从材料方方面面都不存在了，你一定要也行，那你要花比真古董多出多少倍的投入，谁去做？”这和徐萍芳的考虑一样，前门大街的形成是各盖各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累积，拆光了照着照片重盖，实际上已经相当于重新做一个新前门规划。对于张永和，能做的就是尽量用新的建筑呈现老的城市生活的质感。如何不去刻意造一个假古董？“从城市肌理、尺度、视觉质量来看，前门能做”。张永和笑了笑，又说：“我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做到，但我的意思是，如果胡同基本保住，宽度上尽量还是和原来一样。我们把交通尽量组织在地下，房子基本是灰色的，把胡同里面开窗的量都弄成统一的，那生活的质感是以前的，只是建筑是新的。”
这也非常不容易，前门大街开工的时间是2007年5月，2008年8月8日就是奥运会，最早公布前门2008年5月1日开街，也有配合奥运的意思。工期太赶。
建筑师周恺就十分沮丧。他的事务所负责大街南边的设计，眼见3个月街面上的房子已经盖起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建筑师的设计可发挥的空间非常小，令他高兴的事情不过是把果子胡同的树保下来了。
张永和抱着开放的理念去设计，却被当成前门工程中最保守的人。为了这个项目，身边的人都叫他“张老”，在他的坚持下，所有的房子使用了统一的胡同灰色。他笑着打趣：“我比专门搞文保的还保守。”他解释道：“真正从文保来说前门的确不是文保。胡同它都有一个宽度。我们现在在里面规定大概30米就必须要有一条小胡同。保持胡同原尺度是一个，其次就是胡同的原密度要和以前的一致，要不就不方便。以前的建筑都是一层的，偶尔是两层的。现在基本就是两层的，有少量的三层的。当然最理想的达不到，但是起码不会有很高大的建筑。”
新前门
从政府最早公布的5月1日开街推迟到8月7日12家老号试营业的前门开街消息，前门地区的特殊性和受关注度毋庸置疑。前门23号对面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是一个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营造过程的好地方。展览馆中最重要的内容是 《2004年—2020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在崇文区改造前门大街的文件中，通过改造实现“前门商业区的业态更新”是改造后最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
徐萍芳对此表示质疑，他说：“你把前门简单定义成商业区也可以。北京市的形成有几个区域，各个不一样。前门是对一般老百姓，对贫民。在前门外，崇文和宣武区居民的成分都是小手工业者、小商人。所以前门外的房子，一样的四合院，它给你小一号。这地方的商业要适应这些人，它必须很通俗，只能以薄利多销为主。这个地方还有一批从外地来打工的人住，房租便宜。这和东城西城不一样，那是有钱人。所以在东城从民国以后发展起王府井，它以高档商店为主，专门针对这些阔人。”
“从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朝，贵族满洲人都住内城，前门外是汉人住的，人消费都在城里。但毕竟汉人做大买卖的都在城外，所以那时候城里的贵族大批买东西也到城外。它的商业从来没有没落过，可能营业额少，但是不是说崩溃，只能说它是各有居住区特点。”
现在前门大街的改造显然改变了居住分区和居民成分。他担忧，“将来以后这是什么买卖，什么人来，全不知道了。很可能就是外地人来，和北京没关系啊。这是在改变城市整个的成分。”
在前门漫长的拆迁过程中，煤市街117号居民张金利是通过政策维权成功的少数前门居民之一。
拆迁前，张金利在煤市街开着金利餐馆，自从收到拆迁通知，他自己到书店或者托朋友找法律书籍和政府文件研究法律。当他发现在2004年已经废止的编号为 《京政函109文件》在2005年仍被拆迁公司作为拆迁的法律依据时，他心里有底了，决心用法律维权。在此过程中，他参与了欧宁的“大栅栏计划”，用欧宁提供的DV记录下拆迁几个月中间煤市街的街道生活，后来被剪成了一个名为《煤市街》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也为官司提供了很多证据。
张金利说：“从2005年10月开始，我为这拆迁打了13个官司，我把所有诉求拆开，一个官司一个诉求，也没请律师。我本来觉得这官司跟政府打肯定也赢不了，但是我可以用官司揪错。”
截至2008年7月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的维权已经成功，宣武区副区长6月13日到煤市街现场办公，答应将大方家胡同号的产权置换给他。“但我家是97米，这边只有51米，只能把现在这房推倒重建，说好年底12月31号给我钥匙。”
煤市街拆迁时公布的大概有760户，因为难以查找文件，很难说究竟有多少房子属于私产。但是其中只有张金利和另外一户人家维权成功。
张金利在带我去看新房子地段的路上碰上过去的街坊，对方拍着他说：“金利你真不容易。”张金利计划拿到房子以后还做他的餐馆，“这条街做生意有四条，服务态度、卫生、量、价钱，缺一不可。我就卖大众菜。”我问这以后都是有钱人住，他们会来你的馆子吃饭吗？张金利很有信心，他说“以前两个人20块钱吃两个菜足够了，我新开了把利让一点，这条街客流量大。”
相较于前门地区的南侧，即新前门大街，前门东侧是一个相对容易令人得出乐观结论的地方。北京规划展览馆靠着老火车站，已经开始吸引一批对关注城市变化的中外游客。而对面的前门23号，也正邀请人们去欣赏和享受一种以艺术为出发点的生活方式。它们被合理放置在城市规划的蓝图之上，它们的存在甚至一点都不喧闹，而它们的存在已经给前门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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