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老去，还是“在路上”？

　　十年前，“70后”作家以群体的方式，身着盛装走向文学舞台，展示自己的光华。10年后，随着新一代写作者炫丽夺目地层叠涌现，文坛的聚光灯下，很难再见“70后”的辉煌，读者不禁要问——“70后”：老去，还是“在路上”？
　　
　　十年前的1997年，是属于“70后”作家的。那时，他们以群体的方式，首次身着盛装走向文学舞台，骄傲地展示自己的光华，并制造了世纪末颇为令人震惊的“文学事件”。但这似乎已成为过去。随着“80后”等新一代写作者炫丽夺目地层叠涌现，文坛的聚光灯下，很难再见“70后”的辉煌。10年的时间，“70后”似乎跟读者开了一个玩笑。然而，我们却要追问，“70后”作家，老去，还是“在路上”？
　　
　　尴尬的一代:“60后”与“80后”的夹缝？
　　
　　有学者认为，“70后”是尴尬的一代，处在“60后”和“80后”之间的夹生层，既无前者的文坛地位，又无后者的商业成功，只能在文坛和市场的夹缝中生存。事实上，从纯文学走向市场，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其间的承转，历史选择了“70后”。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等人注意到“70后”作家群出现的历史意义。李敬泽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作家群的出现，既是一个文学事件，也是一个文化事件。在他看来，文学的很多新的因素是伴随着这一代人出现的:最早在网络上大红大紫的是他们，大众媒体的力量也是从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他们也与“小资”群体获得自我意识同时出现。从文化史的角度，“70后”的出现确实是分水岭。在他们前后，文化环境和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引领了现在的时代和生活，他们的力量、激情、感受和情绪乃至缺点和盲点，持续地传给了“80后”。在这个意义上，“80后”是“70后”逻辑的变本加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也认为，从新世纪文学发展来看，没有“70后”，就没有“80后”以及以后的年轻作家的创作。
　　
　　但是，人们又发现，当“80后”风起云涌之时，当初以“另类”姿态出现的“70后”很快沉寂，淡出大众的视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柠认为，即使像卫慧、棉棉等所谓的“美女作家”，她们的“另类”严格来说还是文学体制内的另类，她们仍然面对历史，背着传统的包袱跟传统进行反叛，而这种反叛只是撬动了文学的边界，还跟文学有藕断丝连的关系。杨扬说:“与‘80后’及以后更为年轻的写作者相比，‘70后’是最接近文学的，他们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的写作方式，他们的作品还主要发表在文学期刊。”
　　
　　于是，有学者认为，当足够另类的、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80后”登上舞台，很快引领了文化消费时尚的风向，他们的锋芒也迅速湮灭了“70”后曾有的辉煌，进而超越并取代了“70后”。
　　
　　事实上，对于“70后”的处境是否尴尬的看法，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写作固然关乎一个时代，但更重要的还关乎一个人的内心和禀赋。我们只能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去作比较，而很难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去对一代人作出统一的价值判断。他说，“70后”作家面对的机遇和困境，“60后”作家和“80后”作家也同样需要面对。在文学面前，时间是平等的，它的差距只会出现在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之间。因此，“70后”作家不比别人幸运，但也不比别人有更多的悲哀。
　　
　　回归自我:拯救与放逐？
　　
　　但显然，“70后”并没有轻易放弃曾经属于自己的舞台。现在看来，面对“80后”的挑战，他们进行了自我挣扎。然而，在学者们看来，这种挣扎却显得迷乱，而这种迷乱导致了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创作群的消失。
　　
　　在很短的时间里，卫慧、周洁茹相继旅居国外，棉棉拍起了电影，还有一部分人则回到其原来反叛的文学建制中。张柠说，“70后”在这一点上确实有问题。
　　
　　在对以往文学的逃离过程中，他们艺术表达中好的因素并没有进一步成熟化，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哪些艺术经验的表达和独特的话语方式可以给当代文学史提供他人所无法替代的东西，“因为他们在太短的时间里就纷纷转向了”。
　　
　　但杨扬认为，“70后”作家还是在短时期内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新东西。他说，这批作家当时大多写都市生活，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他们代表上世纪90年代转型时期文学内部的变化。在他看来，他们的作品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城市经验、城市化生活如何在文学当中体现。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现场感”。
　　
　　谢有顺也认为，“70后”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类型以及表达这些经验的不同的话语方式。在分析这批作家淡出公众视野的原因时，他特别强调了坚持在母语国家写作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作家，一旦失去了和母语人群的密切联系，他(她)的写作走向苍白、衰落也将是无法摆脱的宿命。”他认为，长时间地离开母语和故土，将使作家处于漂浮的感觉之中，找不到写作的根据地，故而，“他的写作也无法扎根，无法一直朝一个方向挖掘下去，最后，就会流于肤浅和表面”。他同时认为，由于坚持在母语国家写作，当年并不是最红的魏微、朱文颖、戴来、金仁顺等人，如今反而成为了优秀的作家。因此，“写作固然需要有才华，但也不能在年轻的时候过度挥霍自己的才华，而是要学会经营、积累、滋养自己的才华，使它在自己的写作中能一直持续焕发生命力”。
　　
　　而杨扬对“70后”作家目前的沉寂表示了乐观的态度，他说，今年上海书展展出了卫慧的作品，还是有人关注的。他认为，作家本身处在成长、积累的过程。从以往的文学史看，像余华、苏童30-40岁之间的文学作品也很少。对“70后”来讲，他们写作空间和个人成长空间都可以期待。
　　
　　命运浮沉:老去，还是刚刚上路？
　　
　　10年来，大浪淘沙，"70后"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05年的一次“70后”作家大排名中，卫慧、棉棉这些当年的领军人物已排在十名之外，而李师江等后来者浮出水面，正努力为“70后”正名。恰如李敬泽所言，当时“70后”很多作家还在大紫大红的时候，我曾经说过真正“70后”的作家还未出现江湖呢。
　　
　　然而，就在不久前“70后”作家李师江长篇新作《福寿春》的研讨会上，张柠却认为，“70后”一生下来就老了。在他看来，“70后”作家的激愤和冲动已经消失殆尽，进入了“暮年写作”。而李师江却认为，“70后”这个概念实在没什么意义。这个群体大多已30来岁，每个人有自己的写作路子，作为一个创作的群体已经不存在，“歇菜的就歇菜了，而正在坚持创作的，一种成熟的创作态度刚刚开始，不但没有衰老，而且刚刚上路”。
　　
　　对于二者的争论，谢有顺认为，他们的观点都从一个侧面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张柠看到了“70后”作家身上某种潜在的写作危机，那就是过早就来临的暮气--这也是前几代作家之所以很快就丧失创造力的原因之一。生活的安适，工作的稳定，经济的宽裕，知名度的良性增长，这些因素都在助长“70后”作家身上的写作惰性，至少在艺术上，缺乏一种更为锐利的探索精神，这些都是事实。在一种精神的暮气来临之前，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是很有必要的。敏感的作家，应该能从这种警告中获益。
　　
　　与此同时，他也认为，李师江的申辩更多的是从写作个体出发，其实和张柠的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个体的差异永远是存在的，不可抹杀的。即便大多数人没落了，“我相信也仍然会有一些人从废墟里站立起来，继续往前走，这就是李师江所说的‘上路’”。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也说:“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真正的作家一直都在路上。”
　　
　　李敬泽的话或许更引人深思，他说，“70后”经过了几年的积淀，原来的已经沉寂，后来出现的已经很有实力。这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本，即在传媒、市场的操纵下，代际的逻辑是如何产生又如何消失殆尽的。但“重要的不是一个作家的命运，而是伴随这一代作家，文学的变化、发展及文学接受方式的改变。我们不仅要看到这种变化，也要迎接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