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东西是被逼成小众的，这其实并不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个文化以何种方式生存的问题。上海在对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上，在中国独有脉络。可惜只有少数勇于顺着自己找到的脉络思考文化的延续和更新的上海艺术家别有建树。
可惜只有少数勇于顺着自己找到的脉络思考文化的延续和更新的上海艺术家别有建树。
做民间剧社“草台班”几年，以没有受过职业戏剧训练的人为主要参与者，大家排戏做免费演出，让一般人也有自信站到舞台上说自己的话。总有人问我，“草台班”怎么可能出现在商业气息如此浓重的上海?然而，“草台班”也不想总关在多半由老仓库改造的艺术空间里。4月演完《蹲》，5月开始新的“个人创作社区演出计划”，自发走到户外的公共场所和不同社区，增加社会交流和参与度，想试着就“为谁演”、“演什么”等“文艺如何与社会连接”的老问题，走出安全的艺术区，从自己出发，去实践、探讨，尤其做新的面对面碰撞。
“草台班”先是到了一个居民小区，做了一场由个人创作的短剧组成的公益表演，很受鼓励和启发。随后一周，原先受邀在长宁区图书馆演出，但前一天下午被演出市场管理部门否定了，因为没有商业演出许可证。与“市场”无关的公益文化活动，最终被“市场”监管者取消，这算是我们碰撞的新成果。“市场”何其大，但不“市场”不行吗?我说过一些东西是被逼成小众的。我想，这其实并不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个文化以何种方式生存的问题。
一位当代艺术的策展人，不久前在艺术家汪建伟的上海个人作品展上说，汪的创作关心的不是艺术，而是文化问题。汪建伟的装置新作，如果与北京朋友高岩松最新在莫干山路展出的装置放在一起，一定非常有趣。因为它们的造价要差十万八千里，而艺术价值呢?谁敢说?这是市场还是文化问题?
高岩松用各种包装纸盒做东西，类似建筑模型式似的，多数看得出像庙，像塔、像城楼，或像机器人。它们似乎比当真的楼盘建筑模型要粗点，但总算是认真的手工活。不同于汪建伟把装置做得那么贵，非得美术馆或豪门大户才能展，高氏的材料是回收来用过的盒子。其中烟盒、酒盒、避孕套盒不少，当然还有其他，铺红描金艳俗型的也不少。总之反映出的日子挺不错，挺庸常。那是种精神和物质都算不上发达，但却总在大吃大喝、市场红火的乡镇生活。
庙和塔都跟信仰有关，是膜拜场所，也特别中国符号。包装盒子做的庙和塔，上面有艳俗图案和赤裸裸的宣传文字，处处透出盒子原来浸淫的生活气息。这就形成了对现实的讽刺吧。然而，我跟那天一起看展的上海朋友讲，这真像北京来的东西，在上海的艺术家，大概不会那样去做。上海的会嫌如此艺术和生活，都过于简单，形式上尤其太跟了十年前就盛行的中国符号和波普风。这些艺术里对于市场经济时代对过去时代的瓦解和利用，抱有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时还因为既得利益而沾沾自喜。这只能是北京来的，因为是“帝都”，里面不少人坐享其成，天生有自豪感。艺术家少不得沾染。上海缺这种福份。
上海早年是产业城市，这里会不同的手艺吃不一样的饭，总之对技术要求熟里生巧，从自家手里到别人眼里都马虎不得。对技术有要求是上海的一面，但另外还有一面，却常常没有被认清。上海跟一个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不同，因为它不是那种中心。作为一个不论是解放后还是“文革”后都需要洗清污垢，必须改头换面的城市，这里艺术对于政治的敏感，往往是以一种去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因为它的半殖民经历，让它在对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上，在中国独有脉络。
最近有一个以上海艺术为题的“转向抽象─ 1976到1985上海实验回顾展”，在证大现代艺术馆展出。这个回顾展上，有后来在海内外都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也有相对十分地方性或者说名气不大的早期先锋艺术家。通过展品和印成了书的论述和访谈集，尽管少掉了“文革”以后的吴大羽，但我们隐约可以感触到那条从早期留欧归国的洋派画家那里，延续下来的西化脉络。并且，这个脉络包含在策展人的论述里。策展人王南溟似乎更进一步相信有种普世的形式发展史，也就是后印象派走到抽象派是一种进步，所以他听信了艺术家李山的话，觉得上海的艺术家在形式技巧的探索上，走在了“八五美术新潮”之前。
上海艺术家对于现代性的要求，因为身处城市与西方之间的特殊经历，自成一种与北方非常不一样的想象。西方现代主义在欧美的发展历程，是与当时那里的社会文化联动的。这些派别从二三十年代最早进入上海进入中国，一些画家在革命和战乱的空隙里，一一模仿过来。我以为这没啥好沾沾自喜，其中短暂的先后也没有意思。看到大半屋印象主义到上世纪初欧洲其他艺术派别的趣味模仿之作，它们如何走在“八五新潮”之前?有意义的是你从中建设出什么。有少数上海艺术家那时勇于顺着自己找到的脉络，以“抽象”从泛政治的年代里退出政治，思考文化的延续和更新，这令他们在八五运动中别有建树。
艺术馆把这个展览当作学术项目，当然非常好，但随便宣称自己填补了空白，却有些浮躁气了。首先关于上海先锋艺术或抽象画源起的史实，从高名潞、栗宪庭，到李超、龚云表等，到我的专著《上海抽象故事》，其中都有涉及或论述，只是各有不同角度和侧重。不读别人的书，当然就成了空白。要不然也不会在随展览出的书中，把曾经大名鼎鼎的上海水彩画家哈定、油画家俞云阶、理论家何振志等人的名字全部写错。在还算重技术和认真态度的上海，这很不应该。标榜的学术也因此要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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