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

梁子民 毕文昌

   梁：年初我们曾经议论过，今年是中国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40年。一些老知青，将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果然，半年来这类活动此起彼伏。有的是同代人一般性的怀旧聚会，有一些则颇有文化内涵。最近，一批知青出身的画家，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青春叙事·知青油画邀请展”。我虽然没有机会现场参观，但看到反映这次展览的大型画册，从中还是读出了历史的沧桑，引起了现实的思考。

    毕：这本画册很厚重。不但收入几十位画家的100多幅油画，还有多篇序言、多篇策展人的话、部分画家的回忆、感想及知青美术简史。我的感受，这是一个多声部的合唱。虽然参与者都有知青经历，但各自处境不同，身份不同，对历史的理解也有诸多差别。好在主事者善于求同存异，把大家汇集到了一个平台之上。

    梁：什么是知青画展？是知青画，是画知青，还是知青画知青？应当说，策展人的思路是清晰的：他们邀集了一批有知青经历的画家的作品，既包括知青时代的作品，也包括后来回忆知青生活的作品，还包括他们的其他作品，几个部分合成一个展览。其中最有意味的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被称为原生态作品，是知青时代的创作，一个部分被称为再现式作品，是对知青生活的回忆和反思。两部分作品的格调大不相同，前一部分明亮、豪迈，后一部分忧郁、深沉，互相比较，反差很大。

    毕：到底哪一部分更真实地表达了画家的情感？我想还是再现式作品。因为他们创作这些作品时心态比较自由，而知青时代的原生态创作并不自由。画册里收入了画家的日记和回忆文章，讲述了他们在美术学习班的创作过程。当时，他们确实是真心遵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自己的画笔服务于革命政治的。即使这样，也会被吹毛求疵，被别人用更“左”的眼光来挑刺。年青人吃一口雪都有风花雪月的嫌疑，在这种气氛里，表现其他有悖于革命的情绪，几乎不可能。

    梁：今天回头看，这些原生态作品有粉饰和空洞之嫌。但后人不能简单地把当时的美术活动一笔抹杀。一方面，把艺术捆绑在政治宣传的战车上是荒谬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当时组织知青中的美术爱好者参与创作，确实造就了艺术人才。比如郝伯义在佳木斯主持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美术学习班，从那里走出的画家之多，水平之高，简直可以称为文化奇迹。

    毕：绘画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术。“文革”中的奉命创作，也是技术的训练。在兵团学习班画画的知青，有基本工资可拿，有大通铺可睡，有画布颜料可用，已经乐不可支。当时的绘画不能卖钱，更不是文凭职称的敲门砖，这使得他们心无旁鹜，少有功利色彩。能在全国美展亮相，就是最高的愿望了。“文革”中，专业人才的培训虽然不能靠制度化的学校，但在特殊时期，也有一些特殊办法承担了类似学校的功能，尤其偏重技术的行业。观念变革相对容易，但技术训练则是秉赋和训练结合的产物，不可能速成。不但美术是这样，就是文学和学术工作，新时期初期，出名的作家和学者也都是在“文革”时开始创作和学术训练的，比如余秋雨、路遥、陈建功、张抗抗、贾平凹、韩石山等。我们注意这个事实，不是要说明正规学校制度不重要，而是想讨论人才选拔的机制如何才能更为合理，更少缺点。

    梁：当时也不是任何知青都有机会到学习班画画，有幸进来的是万里挑一。像郝伯义这样的组织者，爱才惜才，惟才是用。你的画稿送来，有基础，有才气，我就用你，形成了真诚的师徒关系，而不是拉关系走后门。学员之间互相切磋，更关心的是笔触和色彩。在学习班里还能偷偷地看点禁书，想点问题。我和沈嘉蔚、李斌等画家近年多少有些交往，知道他们都是有思想、有追求、有历史感的人。他们的追求和思考的萌芽，应当追溯到知青时代。

    毕：现在，中国艺术人才的培养已经完全纳入学院轨道。当代艺术人才的成长环境，是不是比当年更好？陈丹青提出了质疑。他说：“知青绘画的集体模式都一样，跳过漫长的训练，直接画创作，在创作中学会怎样描摹一张脸、一群人，以及一个荒诞不经而被严格指定的革命主题。这样子学画，既困难，又容易，我是宁可被画折磨，也不愿领教如今学院的教条：考试、论文、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陈丹青是性情中人，他看到现有的学院秩序不能让真正的才俊脱颖而出，干脆辞去教职。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知青时代，不可能重新采取北大荒的办法培养画家。但是，面对刚刚告别的历史，当今的学院是否应当有所反思呢？我想，这正是知青画展引发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