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希腊的古典艺术
莱顿、摩尔、柯罗、毕沙罗、蒙克……他们是19世纪古希腊艺术最忠诚的追随者,王沂东认为,即使古典主义唯美的审美标准与西方艺术的整体发展有所脱离,但却丝毫不影响这些画家笔下那“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风格。
尤其注重轻柔着色、细腻线条的英国画家摩尔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艺术家,在他的《四重奏:一个画家对音乐艺术的赞颂》中,希腊的风格非常清晰,音乐家与女孩古典长袍的褶皱,以希腊雕塑式的层次感充分表现了摩尔在调理线条上的巨大创造力,为了避免一种完全的“古希腊场景”,他又刻意画上了现代乐器,王沂东说:“这种矛盾其实就是19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家外在创作与内心世界的巧妙结合。”
“可见,此时的绘画艺术是带有浓烈历史烙印的,现代人去赏析它们,如果只是一味强调19世纪的艺术格调,抑或感叹那留于画布上的华丽色彩,也就枉费艺术家的一番精心雕琢。用彼时的心情去感受画中的氛围,褪去电子时代的酷感把自己完全浸入古典气息中,去迷恋莱顿笔下暗喻湍急河流和飞溅水花的宁芙精灵,去畅游佐恩巴伦西亚海滩风格的浩淼湖泊……这时,在唯美的油彩之外,体验到的就是画家平静的内心世界,以及艺术本身最纯真的价值。”
也许正是基于视觉的美感和心灵的享受,维多利亚女王更是视英国唯一男爵画家莱顿的作品为私藏中的珍宝,其《海边捡拾鹅卵石的希腊女孩》则完全以希腊神话人物造型为基础,飞扬的裙带更让画面具有了强烈的戏剧色彩。评论家乔治·史蒂芬曾对此表示,他以拟人化的方式追忆古典传统,用均匀的构图法使不同位置的人物在视觉上平衡,抽象的形式运用恰恰使他笔下的一般女性升华成了女神的形象。
“19世纪的艺术批评家认为关注古希腊风格的古典主义是有局限的,其实在此相继兴起的印象派、拉斐尔前派、浪漫主义等诸多艺术运动都证明了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艺术之花百家争鸣的时代。虽然在题材上,逐渐由上流社会走向市井阶层、由庄严走向轻松,但细腻唯美的画面却是艺术家挖掘深层艺术语言的外在标准,而基于夸张、变形、装饰等形式美感之上,他们是用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艺术实践来不断地强调个人的艺术价值和主观性。诸如塔德玛的《埃拉加巴卢斯的玫瑰》,画家借用钟爱的花瓣描绘罗马皇帝的骄奢淫逸,而把人体和花瓣融为一体更是一种极致的绘画技巧;而受莱顿影响的格威德则用仰视观察角度的手法,来表现《古典美》纪念碑般的高贵之感。”王沂东说,正如新古典主义使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得以延续一样,这时的艺术流派也开启了西方现代艺术之门。
从古典主义的19世纪,到个性化艺术风行的今天,“古典与唯美”的细腻情调能够给一个提倡艺术风格多元化的时代,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营造美的理想的展示。” 北大艺术学院教授朱青生说,“从提索特的《春》、莱顿的《安提戈涅》,到蒙克的《仲夏夜》,19世纪欧洲对于审美的理解在我看来,不仅是对当时存在的美的记录,更是对当时没有的美的向往。” 展览的中方顾问、著名评论家邵大箴却更关注绘画本身造型的塑造能力及艺术表现力,他认为,“笔触、肌理的浑然一体方才是油画艺术最妙的境界”。
目前,随着艺术领域的拓宽,“手艺”和“手绘”慢慢衍生成“观念”和“影像”,“浑然一体”的境界不再是艺术家追求的唯一理想。而被誉为“中国油画新古典主义学院派创始者”的中国美协主席靳尚谊告诉记者:“集中展出一批鲜为人知的古典艺术作品,无疑丰富了中国学院派主流意识以外的视觉。真迹让人看到的是艺术家充沛的生命力量和执着于绘画艺术的单纯心境。但不论是中规中矩的学院派、革新的印象派,还是当下最热的当代艺术,油彩落在画布上就只有一个根,即绘画的基础性。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家都需要秉持的创作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