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新潮前的上海，新潮已经不新”

1976年－1985年的上海美术史是段特殊的历史,与“85新潮”美术运动的艺术家们大多偏于尼采、叔本华、萨特的知识背景和哲学概念不同，上海的这些艺术家大多偏向于人类文化学及其引发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读。

日前，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举行了“转向抽象——76-85上海实验艺术回顾展”。就在不久前，展览策展人王南溟和于佳婕就在华师大举行了一场关于“85新潮”之前上海实验艺术的学术报告会。而此次回顾展集合了“85新潮”前上海25位艺术家的64件带有实验艺术性质的作品，以具体史料，清晰地理出上海现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他们的成就在于突破了“文革”美术中的主题叙事的创作束缚，在油画、水粉、水彩、水墨的领域表现出了独特的创造力，有的甚至摆脱了门类的界限，将综合材料运用到绘画的二维平面中。

　　1976年－1985年的上海美术史是段特殊的历史，这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较长时间，但文化气氛依然紧张。好在上海艺术家的实验艺术在“文革”期间就从未中断过，很多艺术家已经展现出了他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虽然很多艺术作品还表现为一种幼稚的对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模仿，但是在艺术语言的创新方面，无疑给死气沉沉的上海现代艺术带来了新的契机。

　　参加展览的20余位艺术家现在大多依然活跃在抽象观念艺术领域，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他们中有为中国早期现代教育作出贡献的沈天万，有较早运用综合材料而后转向装置艺术的张健君，有走在实验水墨前沿的仇德树，有转向观念绘画的余友涵。

　　此展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对“十二人画展”、“草草社”、“83年实验画展”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对上海“文革”后出现的艺术团体、艺术家、艺术现象进行了研究，试图重现中国1970、1980年代上海美术史，重新刷新和定位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开端。正如策展人王南溟所言，艺术史应该秉承追认的原则，在“85新潮”前的上海，新潮已经不新了！

　　记者观察

　　“想当年”

　　早报记者 马俊 实习生 梁佳 

　　在艺术界和批评界，关于“85新潮”的系列争论早在去年就已开始。当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艺术中心举行了“85新潮”大展之后，这场艺术江湖的座次之争，集结着背后各方的利益驱动，似乎要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定格在某一时间和群体上。艺术史的书写应该是对历史材料的系统梳理，需要的是客观、理性，审视、发现，而不是用叫嚣的方式，或是群体之间话语权的争夺战来产生出一个结果。而“回顾”应该是个冷静的姿态。

　　远离批评界的口水之战，艺术家们在展会现场显得悠然自在，他们大多已步入中老年，听到更多的是老朋友见面时的寒暄之语。毕竟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上海，他们曾是最为活跃和特立独行的一群人，而今的回顾展则带有“想当年”的色彩。对于为什么选择“上海”这样一个地域来做回顾，王南溟觉得，上海比较早地将试验艺术转向了抽象的方向上去，而这一转折对于当代艺术来说是个必然的趋势，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地域性挖掘，才能对史料进行更完整的补充。

　　关于“抽象”画风的形成，多数艺术家都很难说清楚它真正的来源，余友涵曾受老子《道德经》的启发，不断进行加减法的试验，寻找以少胜多的方法。张健君最早将石头、铁钉等实物放到作品中，他认为物质也有生命状态，但无法被描述，因而用直接对话的方式，接近于禅的精神状态。在当时的1980年代初，能看到的西方抽象画很少，一些塞尚或康定斯基的画册便成为当时艺术家的灵感之源，钱培琛在留学之前，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才有机会看到更多的法国作品，他的《苏州河》（1978年）就是用印象派的色彩来描摹当时的上海小景。至于“抽象”画被忽略的原因，除了观念、政治因素之外，也与批评界有所关联。相对于具象作品，抽象作品难以描述，作为纯艺术，任何过度阐释只能是造成“精神损伤”，有背景有故事的具象作品更容易被主流宣传。

　　尤伦斯的“85新潮”展的参展艺术家早已从“无名”走到了标以“身价”的“市场明星”，被推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对于这个展览的看法，王南溟的回答是迅速的：“不同！尤伦斯所做的是对当下已成名的画家的梳理，我们要做的是发掘被湮没的史料。对于一个体质完善、运作健康的艺术市场来说，艺术史的支撑是相当重要的，虽然现在做的只是基础。”

　　浏览这些排列整齐的64幅作品，的确可探见莫奈、马蒂斯、布拉克、米罗、克利等艺术家的影子，但是，无论是否是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快速翻版”，它们都是上海艺术试验的一份见证，因为历史是一份记忆，通过这种“对过去的回忆”，我们多少能够明白事物为什么会是它们今天的样子。

　　策展人说

　　上海的早期抽象

　　王南溟 

　　可以说，在1985年之前，上海的抽象画已经在不同的艺术家中有不同的风格，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抽象画早熟现象。这种抽象画创作使得当时的评论家既无法说它是“理性之潮”，也无法说它是“生命之流”（如他们当时把“85新潮”美术运动分为两类那样），也必然无法用上述概念对这种抽象画进行归类和解读。这就是我们要回顾上海早期抽象画的目的，明确地说，转向抽象的上海实验艺术完全不与“理性之潮”和“生命之流”构成多元风格并置的关系，而是从艺术史上对这种“理性之潮”和“生命之流”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