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在上海“2008上海春季艺术沙龙”上亮相的“亚洲厚音——中国印尼艺术家联展”。接下来,该展览还将在印尼、北京等地区城市继续展出,而在今年下半年则会来到广州,系列巡展的最后一站。本次展览汇聚了十位具有实力和充满活力的中印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占主导话语权的时代,一致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试图将之扭转。毫无疑问,这就回应了Jim对于亚洲艺术的一次具有纵深性的导语——“带口音的艺术”。
Jim,这位已是满头银丝的和蔼老人,其身份是印尼著名的国际独立策展人。1948年出生于苏拉威西岛南部城市乌戎潘当的Jim,曾与一群来自日惹和万隆的艺术家们发起了“印尼新艺术运动”。直至今日,他仍在努力地对印尼艺术进行“再定义”,并将之推广到世界艺术领域。“CP双年展”、“雅加达双年展”、“日惹双年展”、“峇里双年展”,还有“录像艺术节OK.Video”……我们看到了近年的印尼艺术界处在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时期,而Jim正是功不可没的推广者之一。
事实印证了Jim对于文化艺术在全球化的问题上所保持的独立见解。当他立足于亚洲文化圈而提出的:“‘带口音的艺术’的进步性在于立足本土的文化背景,它给予了一个平等的机会去展示由文化差异所形成的艺术多样性。”我们则可以理解为,全球话语与本土情境在二元对立的模式形态中,所存在的一个特殊的鲜活的空间维度。这就是他所认为的,艺术方式没有任何地域的从属关系,不管是哪里或是某人,个体特征就是表达和理解的最好途径。“我们不愿向任何人靠拢,那只需要学会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经验。”显然,Jim所指的“带口音的艺术”就是一次全球话语与本土情境的有机融合,那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角度——全球本土化。
对此,Jim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了一个比较的例子。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之所以能拥有如此红火的当代艺术市场,他认为更多的原因是国外(尤其是西方)因素的高度关注与主动介入,这并不能说明两地的艺术家在艺术形态上的领先,或是对全球化走向有多少深刻的理解。相反,广州这一拥有着特殊地域特质的开放城市,它那自由个性和丰富经验清晰地呈现出了一种独有的文化特征。也许,这里缺乏系统的推广,缺乏足够的关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却能获得一种从自身的生活状态出发的认知体验和话语经验,这有别于“迎合式”的全球话语模式。Jim明确地指出了,“带口音的艺术”应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发展趋势,从这种规律性的现象中可以看到“开放”的行为被非是被动地“接受”。所以,当我们喊着“全球化”的口号时,可不是意味着“去本土化”,而是要更加肯定和展现自我的发声,即“口音”。
在“亚洲厚音”这个展览上,中印两国的艺术家就在某个程度上呈现出了Jim所描画的“蓝图”。其中,像ItoJoyoatmojo和喻旭东的作品:前者以传统的写实主义来呈现了工艺和概念结合的精神,在照片和画面中表达着自相矛盾的征状,那几近“完美”的画面甚至会让人觉得艺术家并没有真正地去画画,而是通过电脑技术和平版印刷术来对“画画”进行了一次分析性的绘制;后者则在画面中表现了一个关于肉体的论题,与ItoJoyoatmojo的机械化和数据化不同,喻旭东毫不掩饰地通过了感观的放射式反应,随性地在画布上留下了一道道心路的痕迹,似乎在挑战着观者的底线。除此之外,KetutSusena、Entang Wiharso、Hanafi、李伟广、张近慧、魏克健和张间生等参展艺术家的作品中也找到类似的一种叙事方式,而他们的共性正是充分地体现各自的个体体验——“带口音的艺术”。用Jim的话来说,也就是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艺术家更应该去展示属于自己的真实的“个人语言”,而不是去追求陌生的所谓的全球话语权力。他还以全球通行的语言方式——英语打比方,尽管它几乎覆盖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标准化设置,不同语言体系的国家与地区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哪怕是在英国本土上,同样也存在着口音的差异。过分地追求统一只会进入一个误区,而实际上“沟通”的完成就已经是最好的标准了,除此以外,所有的差异都是必然存在的一种鲜活的体现。
记得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曾对于文化认同和民族与地域之间的差异作出了这样一个论述:“大多数民族国家根本没有同质的文化实体,非但如此,积极而活跃的抗争与竞技此起彼伏的情况,方才是当代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显著特征。”这也说明了Jim所提出的“带口音的艺术”,是不可回避的一次地区性艺术形态的发展趋势,也是在整个社科人文就全球化大背景下身份危机、文化危机逐渐显露的今天,一次不可多得的意识发声。艺术是感性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对于“带口音的艺术”能否如期地打破模具化的文化传播,能否给我们重新注入一针充满生机的“强心剂”,唯有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