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5新潮至今，中国当代艺术活动在拍卖市场和国际艺术界如火如荼。以“伤痕艺术”为代表的四川画派众多艺术家登上福布斯艺术家排行榜，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因聚集了全国最著名和最高艺术水准的当代艺术家而傲视全国。那么，广东的当代艺术自85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轨迹和现状呢？
5月1日，85以来现象与状态系列展之三，“广州站——广东当代艺术特展”将在广东美术馆拉开帷幕。该展汇集了85新潮以来一直活跃在广东的40余位艺术家近百余幅作品，作品类别包括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在当代艺术品收藏市场如日中天之时，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该展管中窥豹，找出广东当代艺术发展的轨迹和与其他地域当代艺术不同的特质。
本专题撰文及图片整理
本报记者：吴 波
广东当代艺术
人物谱
“广东当代艺术特展”策展人由广东及国内最为著名的艺术家和评论家组成，他们分别是：王璜生、皮道坚、杨小彦、陈侗及孙晓枫。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表示，“借助做‘广东当代艺术特展’的契机，我们可以比较好地来梳理85以来广东文化思想、艺术形态转型等过程，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重要问题。”
通过本次展览，市民可以了解到广东几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艺术家：
徐坦是最早关注到城市消费这么一个问题的艺术家，也是最早关注到国际化、全球化这些问题的艺术家，他的关注一直有一种本土化的特征。
陈劭雄、梁矩辉、林一林这三位“大尾象工作组”的始创成员，都曾经参与过“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而他们所以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头一年，也就是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处于转折的低谷时期，率先在南中国的大都市集合成群体，不仅是因为他们秉承了几年前新潮时期对待艺术的热忱，而且也和广东的地缘和文化氛围与北方有别有关。此外还有从广东移居海外的王度和杨诘苍在国际上的成功。
黄一瀚的艺术总是被“卡通一代”这四个字弄混了，其实他的作品包含了很有意思的内容，非常有针对性，他的针对性是犬儒主义，这尤其体现在他的早期作品《人骑人》上，另一件是《美少女大战机器人》。特别是后一件，其中有三个因素，是几乎所有当代艺术所不能回避的，第一是本土文化，第二是被看欲望，第三是机械暴力。
郑国谷的本土化非常有意思，他不仅是本土化，而且还是地方化。他把一个本来非常不出名的小地方，广东的阳江，变得非常全球化。
曹斐的纪录片《我的父亲》和活报剧《珠三角枭雄记》透视了社会深层，最后带出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么一个问题。话剧则深刻地把珠三角的现实，通过一种活报剧的方式，用比黑色幽默更过分的方式，有趣地表达了出来。
广东当代艺术也在发展中有交融与吸收，出现了广东当代艺术中的“湖北现象”。他们是一股力量。
维他命艺术空间在国内外当代艺术交流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它的工作取向和艺术家定位使它并没有与更为年轻的本地艺术家产生直接的关系；Loft345、Park19主要还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美术学院师生相互交流和展示作品的场所。而广东的年轻艺术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图式更多地根源于自身获得的网络、动漫等通俗视觉媒介资源，受城市复杂生活的冲击自然形成的、而非有意识地跟风，他们与区域城市视觉文化内质产生了微妙的关系。
□观点
当代艺术为何
有地区差异？
“在‘现代艺术’阶段，广东跟全国其他地区的差异是比较小的，一旦进入当代的阶段，差异就拉开了。理由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其他的什么？‘经济发展’也不好说，因为全国的经济都在发展，我觉得还是它远离了政治中心的一种地理、自然的条件所致。”陈侗谈到广东当代艺术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皮道坚认为，在广东，有从事传统艺术的，有从事写实绘画的，有从事当代艺术的，皮道坚说：“我从跟王林的交往当中，从有些会议上，王林表示出的对抗北京的中心主义情绪上可以看出来，那么从这样一种态度来说，我觉得广东的当代艺术家确实就是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作为切入创作的入口。从我来了广州之后，我感受到的就是搞传统的一拨人和搞当代的一拨人在心态上有这种微妙的差别。”
杨小彦指出，广州艺术其实也有让人惊异的保守的地方。“从‘大尾象’开始，我比较重视徐坦，从他前期的作品看，都可以显出其尖锐性来。比如他的一件作品，是在酒吧里做的，叫《爱的寓言》，用软性光管为材料，缠绕出一只‘恐龙’和一匹‘马’，‘马’去强奸‘恐龙’。我想，如果徐坦在北京，他会不会做出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作品？对于全球化的想象，广东和北京是不太一样的，尤其在内容呈现上。这一点是广东的特色，至少是特色之一。”
本报记者对话孙晓枫：
广东当代艺术：
“双重边缘”的焦虑
广州日报记者：本次大展对研究广东当代艺术有何意义？
孙晓枫：本次特展就85新潮以来二十多年广东当代艺术的历程进行一次思路清晰的系统梳理和回顾，同时也弥补了中国当代美术史区域性文本的某种历史性缺憾。展览以“85新潮”前后的艺术状态作为一个历史阐述的出发点，聚焦于广东的整个当代艺术在85新潮以来的种种表现。深入探讨广东当代艺术和中国整个社会变革之间内在的呼应关系，以及广东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作为一种模式对广东当代艺术的“规范”。
强调“广东生长”的本土艺术
广州日报记者：本次特展有哪些特点？
孙晓枫：展览强调一种“广东生长”的本土艺术，体现一种“广东化”的思想方式，艺术创作的方法方式与广东当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有着某种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参展艺术家的艺术直接地回应了本土生存的种种问题和相关的文化命题。
那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广东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曾经置身于“85新潮”的历史现场之中，亲历了改革开放中种种社会思想和艺术观念的演变，同时也背负起广东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生活方式变革，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碰撞、交锋所产生的种种连锁性问题。而更年轻的在消费时代背景下成长的一代，深受消费文化、时尚文化、网络文化、动漫文化的影响，而全新的图像背景，使他们的创作方式与图式的挪用、选择和文化指向与前一代艺术家有明显的区别，在题材与观念的表达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蜕变。
广州日报记者：本次广东当代艺术特展强调“社会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孙晓枫：“社会学关注”旨在说明广东当代艺术表现出来的文化责任感及对人文理想的深刻认识。真正的“社会学关注”必定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人道行为，而不应该委身于当代艺术的名义之下以之为武器展开权力的角斗和财富资源的囤积，这将是对“社会学关注”和当代艺术的双重嘲讽。
双重边缘造成双重焦虑
广州日报记者：本次艺术展取名“广州站——广东当代艺术特展”有何含义？
孙晓枫：“广州站”——广州火车站。作为符号性的“广州站”具有很强的文化阐释能力，一方面它规定了一段艺术史想象空间的阈度，一方面又揭示了广东当代艺术和文化迁徙之间的内在关系。
广州日报记者：杨小彦谈到广东当代艺术的“双重边缘”的话题：认为广州地处中国南方，在中国文明板块中，相对于北京是边缘的，文化上的边缘；相对于上海同样是边缘的，国际商业化的边缘。这样广东就处在一个双重边缘当中，对西方文明是边缘，对中华文明是边缘。这两个边缘对于广东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孙晓枫：我觉得杨小彦老师提出的“双重边缘”造成了两层的焦虑，即广东的当代艺术家一方面面对着北方中心主义的焦虑，另一方面面对着本土市民社会的焦虑，特别是后面那个焦虑，我觉得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心态在广东的艺术家里面是比较突出的，其实林一林当时的作品《100块和1000块》、《安全渡过林和路》，都有这样的针对性和意识。市民社会包括了传统的保守的力量，这种力量同样被放置在美术系统里面，也就同样存在了这种焦虑，黄一瀚也是在这样的两重焦虑当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出路。
本专题撰文及图片整理
本报记者：吴 波
广东当代艺术
人物谱
“广东当代艺术特展”策展人由广东及国内最为著名的艺术家和评论家组成，他们分别是：王璜生、皮道坚、杨小彦、陈侗及孙晓枫。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表示，“借助做‘广东当代艺术特展’的契机，我们可以比较好地来梳理85以来广东文化思想、艺术形态转型等过程，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重要问题。”
通过本次展览，市民可以了解到广东几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艺术家：
徐坦是最早关注到城市消费这么一个问题的艺术家，也是最早关注到国际化、全球化这些问题的艺术家，他的关注一直有一种本土化的特征。
陈劭雄、梁矩辉、林一林这三位“大尾象工作组”的始创成员，都曾经参与过“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而他们所以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头一年，也就是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处于转折的低谷时期，率先在南中国的大都市集合成群体，不仅是因为他们秉承了几年前新潮时期对待艺术的热忱，而且也和广东的地缘和文化氛围与北方有别有关。此外还有从广东移居海外的王度和杨诘苍在国际上的成功。
黄一瀚的艺术总是被“卡通一代”这四个字弄混了，其实他的作品包含了很有意思的内容，非常有针对性，他的针对性是犬儒主义，这尤其体现在他的早期作品《人骑人》上，另一件是《美少女大战机器人》。特别是后一件，其中有三个因素，是几乎所有当代艺术所不能回避的，第一是本土文化，第二是被看欲望，第三是机械暴力。
郑国谷的本土化非常有意思，他不仅是本土化，而且还是地方化。他把一个本来非常不出名的小地方，广东的阳江，变得非常全球化。
曹斐的纪录片《我的父亲》和活报剧《珠三角枭雄记》透视了社会深层，最后带出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么一个问题。话剧则深刻地把珠三角的现实，通过一种活报剧的方式，用比黑色幽默更过分的方式，有趣地表达了出来。
广东当代艺术也在发展中有交融与吸收，出现了广东当代艺术中的“湖北现象”。他们是一股力量。
维他命艺术空间在国内外当代艺术交流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它的工作取向和艺术家定位使它并没有与更为年轻的本地艺术家产生直接的关系；Loft345、Park19主要还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美术学院师生相互交流和展示作品的场所。而广东的年轻艺术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图式更多地根源于自身获得的网络、动漫等通俗视觉媒介资源，受城市复杂生活的冲击自然形成的、而非有意识地跟风，他们与区域城市视觉文化内质产生了微妙的关系。
□观点
当代艺术为何
有地区差异？
“在‘现代艺术’阶段，广东跟全国其他地区的差异是比较小的，一旦进入当代的阶段，差异就拉开了。理由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其他的什么？‘经济发展’也不好说，因为全国的经济都在发展，我觉得还是它远离了政治中心的一种地理、自然的条件所致。”陈侗谈到广东当代艺术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皮道坚认为，在广东，有从事传统艺术的，有从事写实绘画的，有从事当代艺术的，皮道坚说：“我从跟王林的交往当中，从有些会议上，王林表示出的对抗北京的中心主义情绪上可以看出来，那么从这样一种态度来说，我觉得广东的当代艺术家确实就是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作为切入创作的入口。从我来了广州之后，我感受到的就是搞传统的一拨人和搞当代的一拨人在心态上有这种微妙的差别。”
杨小彦指出，广州艺术其实也有让人惊异的保守的地方。“从‘大尾象’开始，我比较重视徐坦，从他前期的作品看，都可以显出其尖锐性来。比如他的一件作品，是在酒吧里做的，叫《爱的寓言》，用软性光管为材料，缠绕出一只‘恐龙’和一匹‘马’，‘马’去强奸‘恐龙’。我想，如果徐坦在北京，他会不会做出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作品？对于全球化的想象，广东和北京是不太一样的，尤其在内容呈现上。这一点是广东的特色，至少是特色之一。”
本报记者对话孙晓枫：
广东当代艺术：
“双重边缘”的焦虑
广州日报记者：本次大展对研究广东当代艺术有何意义？
孙晓枫：本次特展就85新潮以来二十多年广东当代艺术的历程进行一次思路清晰的系统梳理和回顾，同时也弥补了中国当代美术史区域性文本的某种历史性缺憾。展览以“85新潮”前后的艺术状态作为一个历史阐述的出发点，聚焦于广东的整个当代艺术在85新潮以来的种种表现。深入探讨广东当代艺术和中国整个社会变革之间内在的呼应关系，以及广东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作为一种模式对广东当代艺术的“规范”。
强调“广东生长”的本土艺术
广州日报记者：本次特展有哪些特点？
孙晓枫：展览强调一种“广东生长”的本土艺术，体现一种“广东化”的思想方式，艺术创作的方法方式与广东当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有着某种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参展艺术家的艺术直接地回应了本土生存的种种问题和相关的文化命题。
那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广东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曾经置身于“85新潮”的历史现场之中，亲历了改革开放中种种社会思想和艺术观念的演变，同时也背负起广东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生活方式变革，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碰撞、交锋所产生的种种连锁性问题。而更年轻的在消费时代背景下成长的一代，深受消费文化、时尚文化、网络文化、动漫文化的影响，而全新的图像背景，使他们的创作方式与图式的挪用、选择和文化指向与前一代艺术家有明显的区别，在题材与观念的表达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蜕变。
广州日报记者：本次广东当代艺术特展强调“社会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孙晓枫：“社会学关注”旨在说明广东当代艺术表现出来的文化责任感及对人文理想的深刻认识。真正的“社会学关注”必定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人道行为，而不应该委身于当代艺术的名义之下以之为武器展开权力的角斗和财富资源的囤积，这将是对“社会学关注”和当代艺术的双重嘲讽。
双重边缘造成双重焦虑
广州日报记者：本次艺术展取名“广州站——广东当代艺术特展”有何含义？
孙晓枫：“广州站”——广州火车站。作为符号性的“广州站”具有很强的文化阐释能力，一方面它规定了一段艺术史想象空间的阈度，一方面又揭示了广东当代艺术和文化迁徙之间的内在关系。
广州日报记者：杨小彦谈到广东当代艺术的“双重边缘”的话题：认为广州地处中国南方，在中国文明板块中，相对于北京是边缘的，文化上的边缘；相对于上海同样是边缘的，国际商业化的边缘。这样广东就处在一个双重边缘当中，对西方文明是边缘，对中华文明是边缘。这两个边缘对于广东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孙晓枫：我觉得杨小彦老师提出的“双重边缘”造成了两层的焦虑，即广东的当代艺术家一方面面对着北方中心主义的焦虑，另一方面面对着本土市民社会的焦虑，特别是后面那个焦虑，我觉得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心态在广东的艺术家里面是比较突出的，其实林一林当时的作品《100块和1000块》、《安全渡过林和路》，都有这样的针对性和意识。市民社会包括了传统的保守的力量，这种力量同样被放置在美术系统里面，也就同样存在了这种焦虑，黄一瀚也是在这样的两重焦虑当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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