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对立：经典艺术理论与身份政治

本文介绍了当下的艺术批评话语理论与当代艺术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获得新近的国际艺术批评资讯，为方便国内读者阅读，这里采取编译形式，原文主旨内容都予以保留，原文较长，分三次刊载。本文选自美国《艺术》期刊2006年春季号，23-39页。 20世纪90年代的艺术发展状态如何呢？艺术学院和国际艺术界都有激烈的争论。这个时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兴起了视觉研究，强调研究的主体性与思考的对象的多样性。正统的艺术史与理论受到批评，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精英论、族裔与种族本质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天真的非西方观。 另外有些人认为视觉文化研究过于杂交化、基本化、全球化，理论上太浮躁，没有产生文化思想[intellectual]的有效性。视觉文化研究吸收的学科包括艺术史、后殖民理论、酷儿理论及文化批评等，这个研究领域因此变得没有方法论原则。虽然人文学科中兴起了视觉文化研究，但是历史修正主义与体制批判的行动主义形式却成为学院内必要的前提，迫使人文学者采用更广泛的对象和方法论。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有几个问题不得不思考： 学科的变化对视觉艺术中的经典形成[canon formation]的影响是怎样的? 什么样的客体、文化、艺术家及方法需要被反思? 学院的身份政治、变动的人口学统计、跨国资本主义及全球化的影响，如何改变对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的评价? 艺术史领域虽然并非如批评所说的那样固若金汤或偏狭愚顽，但是身份的研究非常有助于本学科的发展。身份指性、性别、族裔、种族和阶级。下面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同时强调21世纪的视觉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所面临的挑战的意义。 艺术史学家及文化批评家Mieke Bal在2003年发表《视觉本质主义与视觉文化的客体》一文，揭示了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之间存在已久的对立关系。她指出“视觉”和“文化”这些有争议的术语在语言学上无法准确说明视觉文化的领域究竟是什么。她的文章简要概述了这些术语如何显示出该学科的窘境。视觉文化研究很显然在本质上并非专指视觉，而且“文化”一词也有争议，那为什么有如此称呼呢?视觉研究的“客体领域”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研究的客体及目标是什么?解构主义的方法认为：艺术史具有一种严格的完全可以命名其研究客体的原叙事。而视觉文化却没有这样的定义，所以目前只能表示为一种交叉学科的状态。 Bal认为传统的艺术史学科建立在客体之上，更重要的是建立于现实的客体化之上;这种客体化取决于该客体的“可知觉的物质属性”。将物质性看作艺术客体的研究基础，就意味着其根源在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二元论及纯粹论的正统话语。 艺术史学科所讨论的纯粹性跨越到身份问题上(即种族、性别与性)，虽然跨越幅度不大，但是Bal并没有指出这种纯粹性的放弃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她的术语“视觉本质主义”显然具有后现代的边缘与中心话语的意味。 Bal有关艺术史学科边界的界定与维护的方法论观点，受到迅速与激烈的回应。其中两个最出名的回应者是James Elkins和Griselda Pollock。这两学者的意见正好完全相左。把三个文本对照阅读则会饶有兴味。Elkins坚守传统的艺术史及其方法。他并不支持后现代主义的多学科性，他认为把其它的话语吸收到这个学科领域中，只会造成“技能的丧失”[de-skilling]，这是学科边界开放后的必然结果。Elkins认为：为了抵制这一切，确有必要形成纯文本(即完全没有受到其它学科或介入的话语影响的文本)。他把多学科称作“酸性化”，意指他坚持的学科不受后现代话语的腐蚀侵犯。他说：“我刚好补充的是：有足够的理由在邻居之间修筑篱笆，边界的存在及它们之内的富裕生活才会保证我们那些外来的学术具有意义。” 而Pollock长期以来致力于探索差异和主体性的观念问题。她毫不掩饰她坚持横跨几个学科的杂交学术立场。她取得成功的学术生涯，就是建立在Elkins所抵制的“技能的丧失”上。Pollock注意到艺术史的形式主义对身份证制度漠视。外部学科的方法(历史修正主义、身份方法、理论方法)是研究视觉性的历史意义与理论意义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可以与艺术史共同使用，也可以独立使用。 对于艺术史和视觉研究的适当功能，上述三个立场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涉及到视觉研究是否应该是一个以客体为基础的学科，而且还关注艺术史的方法论缺陷，这种缺陷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主要以客体对基础的物质性中。1996年，Bal曾在《十月》杂志上发表“视觉文化问卷”一文，这篇文章也是针对艺术史与视觉文化争论的。近些年来，艺术史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旨在确定研究品质，结合使用了一种稀奇的语言，结果许多人无法进入到这个话语中。Bal的文章仍然很抽象，她好像不愿意确定具体的用语或说明潜在的特殊话语。本文提倡在主流话语中进行身份与主体性的批评实践，同时要超越于过时的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的二元对立。当然，Bal在文章中提到的体制内的争论其实指的是经典艺术理论所面临的更大的挑战。 审美客体和商品客体在现代的崩溃，直接地影响了艺术史-视觉研究的争论。Elkins将艺术史-视觉文化的讨论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的著述，后者坚决支持高级艺术而批评文化工业。这种反资本主义的立场最持久地批判了视觉文化。Elkins认为第二种立场是文化理论、电影及媒体研究的学者采取的一种自我定义的立场，现代主义的高低艺术二分法在这里被完全抛弃。阿多诺的理论认为，文化工业完全溶解了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这最终抹杀了纯粹而崇高的表现的可能性。利润动机取代了艺术品内在的形式语言，即它的物质属性。视觉文化研究的批判者一般来讲采取了这种立论，既是抵消资本主义对视觉艺术的影响，也是维护欣赏高级艺术的人与消费低级艺术的人之间的清晰界限。这里的要点是，从对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的关注转向对高级人群与低级人群的研究，这在本质上是阶级划分，具有深远的方法论含意。从学科层面上，这种分别也在少数人与常规研究者之间、他们的历史与临界点[criticality]之间划了一条线。 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关艺术生产的反资本主义理论论文可谓多不胜数，而其中较著名的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和格林伯格的《前卫艺术与庸俗文化》，这两篇文章都是依据早期马克思对商品拜物主义的批判。但是近几年，学术研究对当代视觉文化进行的纯粹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的阅读愈益复杂化。詹姆逊认为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已经不可分割，这标志着商品化的胜利。Elkins对詹姆逊的审慎的接受这种现象进行了反驳，他写到视觉文化“错误地基于某种假设，即当代文化已经把精英与大众、精美与粗俗、现代主义与庸俗混合了起来，结果是再也不能从感觉上把它们分别开。”按照这种阅读，詹姆逊代表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都崩溃了，变成了商品文化的客体。但是这种争论的危险之处是什么呢?Elkins不愿意指出身份政治就是这种对立关系的核心，在传统的艺术形式主义及物质性的讨论中是不涉及这个问题的。 Nicholas Mirzoeff和Stuart Hall是支持视觉文化研究的两个理论家，他们积极倡导身份的研究，认为经典的艺术史既关注视觉，但也系统地忽略视觉。视觉研究置换了占据西方思想主流的白人男性主体，它造成了无法解决的对立关系。许多学者在批评视觉文化研究及其支持者的过程中，放弃了欧洲中心论经典，代之以非西方的规则和主体性。在体制或学科层面上，个别学者有这种动机，但是视觉研究没有在这方面被观念化。一些主要机构的视觉研究中心没有做出这样大幅度的跨越。实际上，这些研究活动倒是倡导了一种跨学科的学院文化，而不是强调了身份政治。因此，视觉文化研究并没有必然地形成一种对立的政治空间。但是最重要的是，虽然视觉研究围绕着它者性的问题(及它必然造成的学院多元主义)存在着方法论忧虑，但是一旦涉及方法论争论，身份问题就成为基本的关注点和挑战。正像Bal强调的，视觉研究一直苦苦努力的是这个领域不能确定它的研究客体。然而，走出尴尬、转向身份政治将成为艺术史和其它保守的学科的特征，这将是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