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张口就愤怒：媒体就像是蟋蟀草，引诱我跳出来斗

清华大学旁的万圣书园内，有曲径通幽的一间咖啡馆，各色人等频繁出入。前天，陈丹青在此高谈阔论，间或夹杂不雅用词。 　　光线昏暗，倒衬出陈丹青炯炯有神的双眼，用一张小方桌与媒体隔开，话题除了自己的新书，更延展至艺术、教育、现实主义等问题，语调铿锵有力，观点颇为激烈。 　　听众却不增反减，到后来，需有人在旁提醒多多发问。实在有些冷场，陈丹青遂自嘲，“我说的话大部分都不能发表，记者回去通常发条消息了事。” 　　矛盾一：骂人还是装孙子 　　因创作《西藏组画》，陈丹青在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2000年，出国18年后，陈丹青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的一员，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5年，他因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不满愤然辞职…… 　　“在媒体笔下，我好像一天到晚开骂，凶巴巴的样子。其实是媒体把我变成这样，媒体就像是蟋蟀草，引诱我跳出来斗。”陈丹青曾这样表明自己的处境。前天可没人引诱他，他于是把“张口就愤怒”归结为艺术家性格使然。杨振宁老先生一不小心成了他的炮轰对象：“但凡他出现的地方，我要么不去，要么离开。”理由在此略去。昨天，跟着挨骂的人还有梁启超和王国维。 　　经旁人提醒，陈丹青迅速收回话锋，并设置“开骂”前提：“海归派绝大部分令人讨厌，尤其‘艺术海归’，像我这样从纽约回来的人胆子特别大，说话‘不知轻重’。”陈丹青拿好友艾未未作比，“他比我更激烈，我有时还装装孙子。”而显然，陈丹青并不愿就此作义无反顾的人，“这两年不断被媒体修理，很多话被放大。特别是辞职后，我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远’。”于是，“艺术界氛围逐渐好转”成了他随后的论调之一。 　　矛盾二：写作还是绘画 　　“回国至今，我常被美术圈斥为江郎才尽无路可走，转而假借媒体乱作秀。现在想想，那最初的‘秀事’与‘秀场’，便是这份小专栏。”2001年起，陈丹青在《艺术世界》杂志上发表专栏文章，后结集成《与陈丹青交谈》，此间他陆续推出《退步集》《退步集续编》《纽约琐记》和《多余的素材》等。 　　昨天的这场交谈就是因为《纽约琐记》和《多余的素材》修订版面市：《纽约琐记》中删去旧版下册访谈文章，并精心增补了312幅美术图片；《多余的素材》则增添了罕见的老照片，如列宁晚年照片以及在西方都从未出版过的塞尚晚年照片。 　　“写作是否比绘画重要”这样的问题居然让陈丹青左右为难：“好比做菜时，我仍然可以接电话。我喜欢画画，那是很私人的事，我甚至比以前画得好，但我不用告诉别人。”而写作，一经发表就会成为公众事件，“我有时觉得写作比绘画自由，有时又觉得绘画比写作更自由。所以，我认为并不一定要回到绘画那一点上。” 　　陈丹青身边坐着好友刘小东，后者的油画《三峡新移民》近期曾创下2200万元的天价。对于刘小东，陈丹青流露出明显的羡慕：“我们曾在纽约的同一个画室里‘混’，分吃同一个面包，我们走的都是写实的路。但现在，我在小东面前望尘莫及，因为我中途走掉了，形成断层，而他却成了中国新写实派里最有影响的人。” 　　矛盾三：当代艺术和现实 　　陈丹青将艾未未的作品《汉代瓮与可口可乐标志》收录在《纽约琐记》里，他认为这很贴切地表达了当下的中国。 　　究竟是要汉代瓮还是要可口可乐标志？面对这样的提问，陈丹青却退缩了：“我所做的只是展示，我不去作决断。艺术的功能之一在于它给了你一面镜子，让人有反观机会，看看我们曾经走过哪些路，以及究竟走到哪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