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辣椒”之美国巡回展

策展人：沈揆一 冯斌 参展艺术家：白海 曹静萍 陈卫闽 冯斌 傅仲超 郭晋 何多苓 何剑 李川 廖念一 李仲 罗发辉 罗中立 庞茂琨 邵长毅 唐允明 韦嘉 忻海洲 杨述 叶永青 张明 张晓刚 钟飙 周春芽 展出地点： 俄亥俄大学美术馆和特利索利尼美术馆（2003年9月16日—10月18日） 韦尔斯理大学美术馆（2003年11月10日—12月10日） 俄亥俄州立大学美术馆（2004年1月10日—2月10日） 火爆的红辣椒——当代中国画坛上的四川画家群 沈揆一 重庆，是一座十分美丽的山城，位于中国西南的四川省，长江的上游。市区即有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在中国提起重庆，人们最先联想到的可能就是“红辣椒”。重庆人吃辣椒是有名的。据说很多重庆人没辣椒吃不下饭。红红的辣椒几乎在每个饭店都可看到。重庆人的脾气也以火辣闻名。在1960年代重庆成为重工业城市，担任着战略大后方的角色，城区的建设却没有多少进展。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座山城完全变了样，高楼林立，车辆拥挤，成了中国西南最大，最繁华的都市。 四川美术学院座落于重庆市郊的黄桷坪，是中国创建较早的美术院校之一。四川美术学院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阶段都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五、六十年代四川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版画即驰名全国。以四川美术学院教师为主体创作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在文革时期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典范。但四川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画坛独占鳌头是在1980年代初，十年文革过后，当时为复旦大学学生的卢新华的一篇小说《伤痕》成为文艺作品对十年浩劫的反思和批判的代名词。在美术界，一批在1978年前后入学的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敢于批判文革所造成的灾难，敢于针砭现实的弊端，创作了一批具有伤痕特征的绘画作品，如程丛林的《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罗中立、雷虹的《孤儿》，悲剧性地再现了文革时期青年一代为政治斗争所愚弄的经历，王川的《再见吧，小路》、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首歌》则反映了年轻画家文革时期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生活。虽然在绘画语言的运用上这些作品还没有显示多少新的尝试，但作品的题材内容确是以他们的切身感受和诚挚的情感为基础的，是对文革时期的伪艺术的深刻批判。十年文革导致人性的践踏和伦理的丧失，这些四川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和人道主义的弘扬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八十年代初，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和周春芽等的西藏题材绘画作为乡土绘画的代表，彻底唾弃了文革时期的“高、大、全”形象和粉饰现实的创作方法，真实地表现了现实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四川画家群作为区域性绘画出现，在当时吸引了整个中国画坛的注意力。应该说，把四川画家群在中国画坛上的成名度推向极至的是罗中立和他的代表作《父亲》，他们在中国画坛的中心地位持续至1984年。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以西方现代艺术为依托的新潮美术运动的兴起使得中国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短短的几年中，中国的艺术家们将印象主义之后的西方现代艺术走了一遍。风起云涌的现代美术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中国画坛失去了以往的中心。但是四川的艺术家并未在此次运动中缺席，罗中立、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叶永青等都继续着各自的探索。 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美术运动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沉默期。1993年后，随着经济领域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开始了一个急剧的发展和转变时期，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空前地增加了。艺术的发展更侧重于艺术家个性话语的充分展开。许多四川画家都在这一时期赴欧美进修留学。八十年代即已成熟的画家们展现出新的表现方式和理念：罗中立九十年代的作品“返朴归真”，何多苓绘画中对“东方精神”的强调，周春芽对新表现主义和中国传统绘画的反思，张晓刚在加以粉饰失去个性的历史旧照片中寻找对人性和生命的理悟，叶永青的抽象线条中理性和无序交织。其他一些画家，如陈卫闵吸收民间绘画的因素表现农村在新经济发展面前的恍惚，杨述则浸淫于纯粹的抽象图示之中。 更为年轻的一代的四川画家也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相比起同一时期以北京地区画家为主的新学院主义绘画、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绘画，这些年轻画家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早年四川艺术群体中业已形成的重于理性思考的倾向，少了一些嬉皮和调侃，但又都表现了这一代人面对骤变的现实所产生的迷茫和质疑。庞茂琨画中虚幻模糊的形象总是留于人们捉摸不定、恍惚迷离的感觉。忻海洲的那些表情肃穆的人的脸上那充满好奇和质疑的眼光似乎极力寻找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郭晋的画多取材于儿童，在梦幻般的画面组合中表现出对现实的一种失落和迷茫的态度。钟飙的作品则具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倾向，他画中的形象是人们常见或熟识的，无论是古代汉俑或是当代明星、都市建筑或广告路牌，这些形象组合成一种梦幻般的荒诞场景，或许是画家对经济急速发展中社会失序的质疑。罗发辉的晦涩的玫瑰充满着性的暗示。曹静萍画面中色彩斑斓的昆虫却隐喻着生命的脆弱和生活的无奈。 四川画家群中的中国画家们也同样面对着现代社会的主题，但他们有着更多一重的责任去面对有千年历史的中国画传统规范与媒材，和传统与现代性的课题。唐允明的山水画保留了中国宋元时期山水的崇高性，但在笔法和构图上赋于现代感。傅仲超则强调画面肌理和平面装饰感的表现。冯斌，也是这次展览的共同策划人，则从材料、技法、和图式着手进行全新的尝试。他的西藏系列突破了单纯的异域情调，用动与静、虚与实的对比，隐喻瞬时与永恒的关系，探讨传统文化和宗教的历史。更年轻的白海和何剑则以轻松、调侃的方式来表现他们这一代对当今社会生活和艺术的看法。中国画已不再是人们以往在博物馆中得到的印象了。什么是当今的中国画可能可以在这几位画家的作品中窥得一斑。 素有版画传统的四川，五十至七十年代曾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版画的重镇。近年来四川美术学院的版画家在这一媒材的运用上也有新的尝试和突破。邵常毅、李仲、李川、廖念一、张明和韦嘉的作品，无论从题材、图式、材料和技法的运用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现代感。 中国的经济近年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完全改观，数码科技的进展使得人们信息传递的方式完全改变。中国的移动电话拥有量居世界前列，上网的人数居世界第二。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官方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私营的画廊中每年举办数以百计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展览，也出版大量关于当代艺术的书籍、杂志。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成为国际展览的常客。对外部世界的关心促使中国艺术家，包括许多我们这次展览的参与者，经常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交流项目，在海外举办展览、进修、讲学。当然，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中国艺术家们也面临着许多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例如如何在中国建立起适应新形势的艺术机制，如何面对国际交流中的权利话语等问题。 相比之下，外部世界对现代中国的生活和艺术还是知之甚少，自然许多误会也就容易产生。更多的交流可能是促进相互了解的最佳方式。美术院校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是最直接有效的，因为我们都担负着教学的责任，直接影响着数以百计、千计的学生，以及他们将来的学生。这个展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成的。当我和冯斌筹划这个展览时，从他那儿得知四川美术学院数年前曾和德国卡塞尔美术学院举办过名为“重庆辣椒”的展览。一听到这个展览的名字我脑中立即出现了“火爆”二字。联想到在重庆和成都看到这些画家的作品和与他们的交谈，我觉得这正适用于描述四川艺术家的现状。作为一个区域性群体，他们近年的创作活动，随着西南地区大型美术馆的建立，以及成都双年展等大型美术活动的开展，又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虽然这次展览局限于平面的作品，但这些已经成功或即将成为明日之星的艺术家们在其中展示了丰富的个性和多样的风格，反映了当代中国艺术创作中对思维方式和技法的各种关注，使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使用当代的语言阐释他们对传统和现实的发现和理解。我相信他们的艺术创作会永远象重庆的红辣椒那样火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