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思在怀”

　　这只保存相当好的银质纪念杯，是热心的原上海博物馆同行从英国文物市场淘到的，高21厘米，直径24厘米，杯上所刻的文字：右边直排的是“副邮务长格连维先生惠存”，中间横排四个空心字为“去思在怀”，左边直排的是“上海邮政管理局会计处同人敬赠”。杯底有款，“上”、“庆云”、“叶”。（见图） 这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纪念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视作上海邮政史的一个见证呢！ 旧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上海乃至整个国家的邮政总办、邮务长、局长等重要职位，全都由外国人担任。而且外籍邮务人员与中国邮务人员待遇相差悬殊。以武汉为例，1914年外籍邮务长月薪白银800两，中国籍邮务长月薪500两。1917年改为银元，外籍邮务长最高为1875元，中国籍邮务长最高为1050元，而苦力(相当于现搬运员)每月工资仅有8元。 前面已经提及，该银杯有底款，“上”毫无疑问是“上海”，“庆云”即著名的“庆云银楼”。老上海的银楼业有其悠久的历史，“老庆云银楼”早在1783年就创办于上海城隍庙附近的方浜中路59号，当然，到后来，庆云银楼不断衍生，就不止一家了。至于“叶”，那便说明这家“庆云”的老板姓叶。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拥有银楼90家，但信誉较好、规模较大、历史悠久的银楼，除了现在还存在的老凤祥、裘天宝外，还有杨庆和、老庆云、景福、宝成、方九霞、费文元和庆福星，号称九大银楼。 从以上描述可知，我馆收藏的这只纪念杯，一定是30－40年代的物品。因为上海邮政管理局这一名称正式使用，是从1931年开始的。至于那位副邮务长格连维先生，他的英文名称是“J.N.Greenfield”，我查阅了不少资料，1931年的行名录“shanghaiwho’s who”里没有他，1933年的查到了，任职于“Post office”，应该就是他了。1942年的行名录中，仍能查到，而1948年就查不到了。恰好上海邮政管理局文史室的石老师通过该局档案又帮我查到一些珍贵资料：在1934年，格连维就曾担任过上海邮政管理局“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指导员”。而据1935年6月11日“上海邮政管理局会计通函”上记录，其时，格连维的实际职务是“会计副邮务长”。巧的是，我馆的杯体上清清楚楚地刻着“上海邮政管理局会计处同人敬赠”的字样，不正好印证了吗？！而且在1946年的其他档案中，仍有格连维的活动记录。根据其他资料我们得知，这位格连维先生，一度主管邮局的集邮业务。1937年4月，格连维在英国集邮杂志《Philatelic Trader》（意为《集邮商》）上撰文介绍中国邮票，并向在该杂志上刊登广告的邮商分寄中国邮票目录，以开拓国际集邮业务。同月，格连维还以“Shanghai Philatelic Society”（意为“上海集邮会”）会员身份参加该会在沪举办的集邮展览会，展出邮局出售的全部集邮邮票，以扩大集邮的社会影响。 比较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发现格连维先生的国籍，考虑到该纪念杯的发现地，本人推测他应该是英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