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油画春梦与梦醒时分

“民国油画是一场春梦，也是一场真实的悲剧。”在南京四方美术馆的会议室里，陈丹青对民国油画脉络的断裂深感惋惜。 　　不久前揭幕的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民国油画收藏展”，展出了包括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关良、关紫兰等在内的民国画家的百余幅作品。在四方美术馆馆长、艺术评论家李小山看来，这些油画家都是被遮蔽、被贬抑的一群，即使像徐悲鸿、刘海粟这样的大名家，也是同样的命运：“提到刘海粟，就是山水画；提到徐悲鸿，就是马。他们的油画不太有人过问。” 　　 在1930年代，国内有两个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分别在北京和杭州。还有3个私立美术学校，是刘海粟的上海艺专、汪亚尘的新华艺专(上海)和颜文樑创立的苏州美专。再就是南京中央大学的美术系，徐悲鸿任系主任。 　　 学校少，教师也不多。但就这些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的油画家，却也“闹”得轰轰烈烈：“民国油画主要有三个系统，一个是林风眠主政的杭州艺专，一个是刘海粟主政的上海艺专。杭州那批人讲拉斐尔，讲马蒂斯，讲塞尚；上海艺专讲米开朗基罗，讲凡高，讲毕加索。”陈丹青说。“徐悲鸿是另外一路，讲大卫，讲伦勃朗。” 　　 李小山谈到徐悲鸿和刘海粟的论争，“徐悲鸿和刘海粟是天敌。刘海粟讲徐悲鸿死板，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抠素描，还在画写实，艺术就是表达感情，充分、淋漓尽致地表达感情。徐悲鸿讲他，我可以十年不画，等你十年，你也画不到我这样的素描功底。” 　　 日本的侵略打断了民国油画现代风格的发展进程，写实主义逐渐成为主导风格。抗战结束后，徐悲鸿应聘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以徐悲鸿为核心的写实主义画家群。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艺术上全面苏化，写实主义成了惟一的表现方式。“这里面最脆弱、最诚实的一批人，在1949年以后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余的。他们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放弃。”陈丹青很惋惜。在他看来，这些人已经具备了成为艺术大师的可能性，虽然“还没有到太成熟、大放光彩的时候，但是已经有了含苞欲放的感觉了”。 　　 关紫兰在1930年代从日本回到中国后，多次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宋子文还出席过她的画展开幕式。上海著名杂志《良友》曾称她为油画家中的佼佼者。“那么有才华的一个人。”陈丹青相当感慨，“可是她解放后隐居上海，完全不画画，一直活到1980年代。” 　　 对于李小山而言，遗憾的是，连这些人在民国时代的油画作品都很难亲眼见到。“这些作品本身就具有某种力量，而并不因为它是一个古董。有艺术理论家看了民国油画后说，我们20世纪前半段的艺术史要重写了。这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