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不是我们的唯一

当下，无论是在国家、在企业还是在个人的意识中，增长似乎已经成为某种坚强的信念，大多数人甚至未经深入思考即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乃至将增长提升至“信仰”的崇高层面。 于是乎，不论经济整体前景是强是弱，也不论行业发展趋势是好是坏，大多数的决策却毫无顾忌地立基于一个逐渐固化的统一定式，即无条件地采取“向前”的姿态，以服从于增长为决策的最高指针，并信奉增长本身就能自动解决所有的问题。 事实上， 增长的当下信奉者不仅从形形色色的时髦理论中找到了足够的支持，如拉姆·查丹就在《执行》一书中提出了“如果你的企业没有增长，那么你的死期将至”的惊悚论断，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内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也因制造出众多抓住增长的机遇而走向成功的范例，而成为了他们的有力说辞。 增长具有太多的优点。对于国家主政者而言，发展中的中国经济需要持续性的增长，甚至是加速度地增长，来追赶“领先者”的步伐，来荣耀国民、“发扬国光”；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增长是形形色色的计划和指标的最大落实，不仅关系到一方百姓的切身利益，更是一地政府政绩的最终反映；对于企业而言，增长是企业前景的坚实保证，而失去增长性的企业不仅会被资本市场无情唾弃，也会因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而自身最终瓦解；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维持不断地增长，因此追求增长既是思想宗旨又是行动目标，“管理者的职业成就来自于带来增长，而不是管理衰退”；增长，也给百姓们带来了无尽实惠，它不断生成出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财富”形态，并不断转化为银行存款、房产汽车、股票证券，以及各种奢侈物品或者奢侈性的精神享受。 的确，增长具有无可比拟的极大魅力，然而这种魅力本身甚至也有可能被放大而成为某种“诱惑”，并最终生成了所谓“为了增长而增长”的怪异现象。国家需要增长，于是会为了维持增长而不断投下巨资，最终成为增长的“买单人”；地方政府需要增长，于是会为了推动增长而倾囊而出，最终留下了许多“半截子”的宏伟计划；企业需要增长，于是会为了增长而大肆扩张，最终因能力与资本的缺失而轰然瓦解；管理者需要增长，于是会为了描绘一根不断向上的曲线，虚拟出各种漂亮的数据或商业图表，最终就像美国安然公司管理层一样，因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锒铛入狱。 相对于增长，“高速的增长”更像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而在中国，它因前期的实践性结论而同样成为了一种“信仰”。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GDP每年超过两位数的增长率，并对所谓的“跨越式”发展形成集体性的认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往往过高地估算了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以至于使自身的决策超越了一般规律的控制。我们甚至不能容忍有效而低速的增长，转而推崇“加速的增长”，由此极大地导致了决策中的“非理性”，并且逐渐生成出我们思想意识中的“泡沫”。事实是经济层面产生的“泡沫”并不可怕，因为经济规律自有调节的完善手段，然而思想意识中的“泡沫”则是贻害无穷的，它将无休止地影响我们的判断，并成为我们实践工作中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相对长的历史阶段，艺术市场一直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甚至是一个发育不健全的婴儿。而对应于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也是一个小众的圈子，由艺术专业人士以及形形色色的艺术爱好者所组成的群落。艺术市场相对的封闭性与专业性，既是它的特征，也是它的制约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艺术市场虽然呈现出阶段性的变迁特点，但是在19世纪之前漫长的历史阶段，并未出现过相对剧烈的本质性变化。而到了19世纪中期，艺术市场首先在欧洲开始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并在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得到了最终实现，而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整合了欧洲艺术的资源，推动了欧洲艺术市场的规模化，并实现了欧洲与美国的艺术市场的协同发展。二次大战之后至80年代是艺术市场的深入发展期，在这一阶段不仅达成了欧美艺术市场的一体化，也因亚洲艺术市场的有机融入而实现了艺术市场全球化的雏形格局。90年代至今是艺术市场全球化发展的新时期，在艺术资源整合重组的基础上，艺术市场的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与艺术市场的历史性变迁相一致，从增长的角度而言，艺术市场亦以上述分期为界分而呈现出段落性的特征，而从具体数据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艺术市场发展增速加快的结论。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因全球化而引发的全球艺术市场的规模化发展，其二是席卷全球艺术市场的艺术投资热潮。根据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的麦克·莫斯和梅建平所提供的研究结论（Mei/Moses Annual All Art index），从自1875年至今的130余年而言，艺术品的增值是不敌股票的。而自1952年至今艺术品投资的回报率则已经超过股票，其中1960年至2003年艺术投资的平均收益率约为13.2%，但根据标准普尔的数据，同一时期的一般性投资的平均收益率只有12%，而1999年至2004年艺术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更比一般性投资高出了5个百分点。目前，艺术投资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最终的结果则是资源与资本的共同涌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艺术市场的规模与价格的同时增长。从2006年5月由纽约苏富比以及法国艺术价格网（www.artprice.com）提供的最新研究报告来看，全球艺术市场的增长速度仍在加快，更多的数据表明全球艺术市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快速的增长阶段。譬如5月份欧美艺术品拍卖的平均价要比定性为“泡沫化”的1990年还要高出56%；美国纽约5月份的艺术品价格增长率也达到了自1999年以来的最高值，而自2006年4月以来艺术品均价已经累积了49.6%的涨幅。专家们还指出，在过去的10年内西方艺术品价格的平均增幅甚至已经高达144%。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无疑立足于全球性的背景，并日益体现出与国际市场靠拢接轨的趋势。作为世界性的大国，中国不仅具有形成区域交易中心的优势，同时也在国际性的竞走过程中逐步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一致，中国艺术市场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从阶段性发展的特征而言，基本形成了自1978年至今每5年一个小段、每10年一个大段的增长周期。而1994年与2003年无疑是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关键年份，前者以中国艺术市场的结构性成型为指标，后者则以中国艺术市场的加速增长为表征。以内地艺术品拍卖业巨头中国嘉德为例，2005年全年的成交总额达17.7亿元，而2004年的成交总额为10.67亿元；以国内六大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中贸圣佳、北京翰海、北京荣宝、北京保利、杭州西冷为例，2005年共成交文物艺术品20323件，成交总金额达到52.5亿元，比2004年提高了52%。而以香港地区的苏富比拍卖公司、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为例， 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全年拍卖总成交金额为12.35亿元港币，2004年度的拍卖总成交金额为6.48亿元港币，增长率达到了91%；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总金额为14.47亿元港币，而2004年的相关数据为8.45亿元港币，增长率为71%。 中国艺术市场的新一轮增长速度的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无论是乐观主义的决策者抑或是悲观主义的当事人，却几乎是毫无例外地把增长看作是必须，视增长为唯一，而抓住机遇且获得增长更成为了成功标志。几年以来的高速增长，让很多业内人士相信这种增长会持续下去，为了追求短期的增长，他们或者大肆扩张以至于超出了自己能力和智慧的可控范围，或者抱着虚幻的增长信仰去拓展新的业务，不仅忽略了可能的风险，而且危机防范意识极其薄弱。而业内的普遍赢利，也让原来的圈外人士蠢蠢欲动，正如他们也不加思索地接受增长的信仰一样，他们大多的决策仅仅依据自身对于未来的直觉判断，或者停留在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层面。而圈外人士一窝蜂地涌入，不仅大大地降低了艺术市场的准入标准与专业门槛，也在极大地推动艺术市场规模化增长的同时，制造出了某种“虚火”。近期的一些数据，譬如北京一地新成立的艺术品拍卖行已经超过50家，而同样在5月的北京共计有51家新画廊开张营业，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了某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然而在现实中，艺术市场与其它类型的市场一样，并非永远会在增长，而高速增长更像是某种的神话。2005年底中国艺术市场出现的调整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书画的价格起伏自然不言而喻，然而从2006年春季近现代中国书画的拍卖情况来看，后市仍有继续探底的可能，因此调整幅度也仍有继续加大的趋势。然而，现阶段油画与当代艺术的火热行情似乎仍成为人们继续秉持增长信仰的有力维系。人们或者已经察觉到危机的到来，而被虚幻的增长所遮蔽而不愿意面对现实；或者明明已经身陷调整的“涡漩”，却仍在增长信仰的驱使下，力图通过全力投资或拓展新业务的方式迅速地“咸鱼翻身”，以至于在泥潭中奋力挣扎反而越陷越深。 对增长的迷恋使得目前的中国艺术市场已经太缺少个性与独特，这显然与艺术的本意南辕北辙，也与艺术品的价值不相匹配。事实是增长在导致规模化结果的同时，也在无情地消除着市场的间隔、完美的策划以及精致的环节。中国嘉德的内部数据统计已经再次验证了耳熟能详的“二八定律”，即20%的客户创造了80%的销售额。因此即便你不遗余力地开拓新的客户群体，但新客户带来的收益仍然是微乎其微。与其如此，不若通过加强客户的维护，来填补目前仍普遍被忽视的“软肋”——售后服务，或者在主题策划、展览展示、宣传推广上下些苦功，不至于千人一面而毫无新意。 新业务拓展的低成活率是商业的自然规律。李嘉诚投资新业务的原则是即便它完全失败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生存。英国的坎贝尔也认为，好机遇的出现不应寄希望于短期，也许会让你等上10年，因此在新业务能够给自己带来大幅增长之前，你还是应该渡过一个低成本的运作年代。而在坎贝尔新作《成长的赌局》（The Growth Gamble）中他还进一步点醒我们，让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低增长是常态，而不是例外，而从业者的真正挑战是如何明智地管理低增长。 面对中国艺术市场的现实，我们对于未来还不至于太过悲观，然而我们的观念则必须改变： 我们将要做出的决策应该是基于现实的决策，而不是基于非理性的增长愿望； 增长是一种存在，是一种状况，但并非我们的唯一。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增长中显得从容，并为将来的各种可能而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