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之路七人油画展4月29日开展

　　一 　　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Realism）不论在西文还是在中文的艺术词汇中，都有两层意思：写实的方法和现实的精神。来自于西方的这个用语，20世纪之后传到中国，广泛运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这两层意思在西文中都用一个Realism来表示，根据它所述内容而确定其含义，而在中文里则用“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分别来加以表达。当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因为现实主义的艺术一般是用写实的方法来表现的。采用别的方法，如用象征寓意的或抽象、荒诞语言的艺术，即使有现实的品格和精神，常常被归入到别的主义里去。20世纪以来，我们先后提倡过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普通接受的观念是人类艺术史贯穿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还用西方流行的现实主义原则去衡量中国传统文人画。5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针，是基于对人类艺术史和文艺实践的观察与研究，认为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方法，文艺史上的主要潮流至少有这两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仅仅把现实主义视作惟一的流派不够全面和科学。当然，我们说现实主义不是艺术的唯一表现方法，决不意味着不要提倡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具有的关注社会现实和关注人生的品格，有永恒的价值；它采用的是易于大众理解的直接写实手法，是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方法。当然，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则，它有一定的原则和规范，但它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它不断从社会现实中吸收养料，从新的艺术实践中撷取能够补充和丰富自己的经验。 　　20世纪,中国社会面临重大变革，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深刻反省国家、民族衰败的原因，寄希望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振兴中华。当时的艺术先驱们引进欧洲油画有两个目的：让它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扎根、开花结果，用这种语言来反映中国社会现实，推进社会的进步，建立中国的油画学派；从西方写实的油画艺术中吸收养料,以改良中国艺术。当时去海外学习油画的艺术家，包括其中有杰出才能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都主张中国艺术要面向自然、面向现实，要为大众所理解，所欣赏。由于他们各自的经历、性格和在海外教育背景的不同，在吸收西方艺术优长方面有不同的理解,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形成了不同的油画学派：有的执着于写实，如徐悲鸿；有的在具像写实的基础上着眼于表现，如刘海粟；或倾向于较为现代的方法，如林风眠。总的说来，他们或大声疾呼地提倡现实主义，或尊重和赞赏现实主义。这三位艺术大师对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的美术都有重要的贡献。偏重于表现和现代手法的刘海粟、林风眠，也创作了不少基本上是属于写实类型的、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20世纪的中国油画界存在着不同派别,但主流形态是现实主义。对此，现在有人以为这是人为提倡的结果，是扭曲的历史现象，这种看法似不够全面。诚然，在一段时期，我们执行了偏“左”的文艺政策,在包括油画在内的美术领域，片面地提倡艺术服务于政治和群众看得懂的写实艺术,而对其他表现方法加以贬低和排斥,使我们走了一段弯路，这是颇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的教训。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抗争旧势力和外来侵略的年代里,人们需要从艺术中获得鼓舞的力量，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易于为群众接受和理解的写实艺术,成为艺坛的主流，这是时代使然。我想,上个世纪20—30年代到国外取经的年轻的学子们，以及50—60年代在油画创作上辛勤探索的艺术家们，绝大多数人都钟情于现实主义，并非出自盲目或无知,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虽然在当时的欧洲,学院古典的写实艺术和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艺术已经受到现代主义的严重挑战。在共时上，20世纪的中国主流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相比较,走的是逆方向。到了80年代初,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一种倾心于西方现代艺术和对写实主义“反拨”的力量兴起，有些人以为，既然我们在现代科技文明方面落后于西方,既然我国近几十年来的美术没有走西方现代主义的道路,我们的艺术自然是“落后”的,在我们当中流行的现实主义艺术也应该是“明日黄花”。为这种理论提供“事实根据”的是，似乎在西方世界,现实主义以至于平面的、立体的造型艺术（包括油画在内）处于式微状态,取而代之的是观念、行为、装置艺术。就这样,一股消解现实主义以至消解传统观念上的一切造型艺术的潮流扑面而来,它迫使我们思考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现实主义艺术在当今中国,在当今世界,还有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它在今天和未来还有没有审美的意义与价值？ 　　现实主义还来自另外一方面的挑战：大众低俗文化的传播和艺术市场的无序，对高雅艺术形成不小的冲击，致使徒有写实技巧而缺乏文化精神的写实艺术泛滥，从而使人们难以分辨现实主义的真正品格。 　　在我国当代艺术家中，不乏有人在认真思考并用自己的实践在回答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术界历经风雨，但坚持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原则仍深入人心。人们坚持的传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古代艺术传统和“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新传统。“85”新潮之后在油画领域崛起的“新古典”和“新现实”艺术，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趋势。而被人们称为“新古典”和“新现实”的油画，实际上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艺术新的表现形式。它们具有现实主义的一般特征：在内容上关注社会现实，在形式语言上运用具像写实手法。不同于的是，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油画艺术中理想化的色彩减弱，更为直接和广泛地描绘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关注当代社会的弱势群体，人物形象塑造从英雄化走向平民化；写实手法也发生不小变化，具体表现在风格的个性化和表现手段、技法的多样化。新一代的艺术家们视野开阔，从民族传统和外来艺术中广为借鉴经验和技巧，为我所用。前辈艺术家们一直在探索的油画的民族化路程仍在继续，但是年轻的艺术家们以更为平常的心态处理这个问题，他们默默地从写意的民族艺术传统中吸收营养，但不刻意追求“民族化”，在他们看来油画民族学派的形成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二 　　“现实主义之路·七人油画展”展示的是活跃于当今我国画坛七位艺术家近几年的艺术作品。他们是孙为民、陈宜明、王宏剑、孙向阳、徐唯辛、郑艺、忻东旺。他们当中最年长的出生于1946年，最年轻的出生于1963年，都是在新时期先后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个性风格，艺术追求也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描写当代人的画家，都取材于劳动大众生活，都擅长描写劳动者的形象和现实处境；他们也都有共同理想：走现实主义之路。 他们的艺术历程和他们的创作成果表明，他们之所以选择现实主义，是因为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这是一条理想之路，广阔之路。当然，这种共同的信念也是由于有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准备所促成的。 　　他们或者有过在社会底层劳动过的经历，或者对劳动者的生活比较同情和了解。例如，出生在北京的孙为民在文革期间在河北偏远农村生活过三年；出生在上海的陈宜民，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多年；王宏剑在河南开封一个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三年；孙向阳在学艺前曾在部队服役，受到过锻炼：徐唯辛有过“知青插队”和在基层工作的经历；出生在60年代的郑艺和忻东旺，对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有特别的兴趣和敏感。 　　他们都受过系统教育和训练，有较为坚实的造型基础，这对他们的艺术成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不过，他们的艺术创作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考和艺术追求。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各种艺术思潮，他们之所以仍然执迷于现实主义，应该说是经过许多思考之后的选择。尽管他们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但对一个基本问题有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艺术创作必须扎根于培育自己成长的土壤，用孙为民的话来说，“艺术，在你土生土长的土壤上才会有生命力，才有真价值在！” ① 　　不同的阅历决定了他们对写实艺术有不同的理解，决定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发挥具像写实手法的长处，这是不奇怪的。不过，从他们的艺术实践和一些片断言论观察，他们都一致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写实艺术不会也不可能走尽自己的路，在中国它更拥有广大的群众。例如徐唯辛就有这样的见解：“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还处在后农业社会的当下中国，具有理性特点的写实风格的油画不仅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负有积极参与中国社会进程的责任。” ②忻东旺对写实艺术的思考是：“追求精神目标是一切艺术的使命……写实艺术必须牢牢守住精神这根底线，否则将失去文化意义。” ③ 　　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用自己的真切感情和心灵去感受、去描写客观事物，赋予自己创造的人物和画面以某种文化和哲学的思考。绘画是视觉语言，作者通过可视可感的形式和观众对话，传达感情，而作者本人的观念，他的文化和哲学的思考，往往隐藏在形象后面，而不是赤裸裸地表露于外。正如郑艺所说：“艺术作品必须能触及情感与心灵。作为画家，与以文字表达精神的作家、哲人、理论家不同，画家只能以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独特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④在这个意义上，形象大于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与观念艺术有本质的区别。 　　这七位作者都有很好的艺术修养，都认真思考艺术问题和研究艺术规律，关注艺术形象塑造和艺术气氛的营造。孙为民用娴熟的古典绘画技巧，吸收印象派的外光和色彩，把握和表现北方乡村人物宁静的状态，绘画语言自然、流畅，在有浓郁纯净诗意的画面中含有某种苍凉意味。热爱和关心东北乡土的郑艺，在他熟悉的农村简陋的景物和平凡的人物中，发掘不平凡的题材，发现易为人们忽略的奇异美感，并使自己笔下的人物有声有色。曾以成功塑造“知青”形象而受到人们关注的陈宜民，近几年来运用绚丽的色彩和肌理效果，富有激情地表现牧区青年的劳动生活，画面有强烈的动感。王宏剑以黄土高原的农民为题材，视角独特，画风平实、单纯，他善于在众多人物的构图中，让形象和情景本身静静地“敍说”，营造出令人思考的深沉气氛。认定"题材的选择相对于纯粹的形式探索更具有重要意义"，⑤主张用理性精神来描绘社会现象的徐唯辛，在描绘农民工的形象时，肯定他们的尊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美。同样是关注农民工生存处境的忻东旺，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予人以绘画的美感，而且“承载反映社会和时代批判的责任”，他以看似更直接、更客观，实际相当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中的人物，以笔下“咄咄逼人”（画家本人语）⑥的形象而自成一格。军旅画家孙向阳别出创意地描写西北地区和藏区日常的生活景象，描写民俗风情，塑造憨厚、质朴的农民形象，人物与场景富有情趣，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七位画家都有鲜明的个性艺术风格，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追求个性风格，但不是在“做”风格。他们懂得，个性风格是艺术家人格、修养和技巧的综合体现和自然流露，是“做”不出来的。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油画艺术，不可能不受到外来思潮、风格和样式的影响。中国油画家学习和借鉴西方艺术家的经验和技巧是很自然的事，关键是用什么态度去学习和借鉴。我觉得，参加“现实主义之路”展览的画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广取博收，从西方艺术和民族传统中广泛吸收养料，为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服务，但不盲目追随某家某派。他们的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当代油画己趋于成熟的状态。 　　包括油画在内的我国当代艺术创作面貌己经走向多元和多样，各种风格和流派林立是可喜的现象，参加"现实主义之路·七人展"的艺术家们，坚持他们的理想，坚持走自己的路，但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实主义艺术的道路无限广阔，一切反映人的真实感情的艺术，不论它们采用何种方法、风格和样式，道路也无限广阔。他们同样清楚地知道，目前画坛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商业化大潮和大众传媒文化对严肃艺术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不可低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也明显地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如何在深入观察、体验、思考和分析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沉下心来，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语言方面狠下功夫，为社会大众奉献有价值的精神食粮，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艺术家们面临的严粛课题。他们举办的这一展览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鲜活的资料，相信对他们作品的议论和批评，不仅有益于他们今后的探索，也有益于我国油画界以至整个美术界对现实主义和对当下艺术创作走向的思考。 　　2006年3月，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