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摄影的收藏趋势

中国当代摄影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投资手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研究、关注，激起藏家的收藏兴趣。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摄影艺术的功能也从早期单纯的记录、纪实、艺术行为纪录，发展为今天多样化的观念艺术表达形式，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中国林豪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意大利巴里省政府文化局共同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于2001年12月开幕，由策展人赵树林先生策划的“对话：第三状态”展览在意大利巴里现代艺术博物馆(Santa Scolastica)展出，共展出了苍鑫、陈进、戴光郁、顾凯军、黄岩、李铁军、崔岫闻、慕辰&邵逸农、盛奇、吴高钟、王庆松、吴玉仁、余极、尹晓峰、朱冥、张念等27位在艺坛非常活跃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近100件摄影、录像、电影等作品，苍鑫、崔岫闻、陈进三位艺术家现场实施了行为艺术表演，使欧洲的观众第一次较系统地了解到了中国前卫艺术的状态。在FLASH杂志和很多国际上的重要理论刊物上发表大篇幅报道，在中央电视台的《第十二演播室的对话》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为中国当代摄影作品进入国际艺术市场作了前期良好的铺垫。 2004年6月，由哈佛大学艺术史与考古专业博士巫鸿与国际摄影中心飞利浦斯策划的“在现实和未来之间—中国新摄影与录像”展览在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ICP)展出，展览展出了来自中国的60位年轻艺术家的130件摄影和录像作品。这个展览的成功展出，不仅标志着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为美国观众能够系统地欣赏中国当代摄影作品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编年史，从而为中国当代摄影作品进入美国艺术市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2005年5月，北京国际画廊博览会上，许多经营中国当代艺术的画廊都纷纷选择展出摄影作品，并收到了非常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同一时间，香港苏富比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会上，荣荣的《废墟系列》以10.8万港元的价格成交，张洹早期作品《十二平方米》也以20.4万港元成交，中国当代摄影在国内外艺术市场上所表现出的强劲走势，预示着中国当代摄影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及市场认知程度。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行，以及对西方现代艺术资源的逐渐掌握，一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艺术家开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迁进行反思，并将反思后的结果直接体现在作品之中。这批艺术家大部分是绘画出身，在接触到国际上流行的创作思潮和方式之后，转而采用摄影或录像作为创作媒介，并成为这批实验艺术家区别于之前的、以架上创作为主的艺术家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迎来了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多元化时代的开始。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初期，尤其是北京东村艺术群体的一系列艺术活动中，艺术家荣荣手里的摄影机，忠实的记录了所发生的一切。张洹的《十二平方米》，将自己涂满蜂蜜的身体，暴露在北京东村肮脏而简陋的公共厕所内，吸引的苍蝇足以覆盖张洹的身体，整个行为过程在充斥着刺鼻气味的狭小空间内进行。张洹作为中国重要的行为艺术家，相对于用其他形式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其作品以现场表演为主，这样的创作方式也限制了作品的最终呈现效果与保存，而摄影技术的利用，有效地记录了行为艺术的创作过程。这种行为艺术与摄影相结合的创作方式，构成了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的创作雏形与发展模式。类似的行为作品，包括马六明的《马六明•芬》系列、东村艺术群体集体创作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都是行为与摄影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创作，而摄影在这类作品中，更多地充当了纪录者的身份。同时，这样一种摄影与行为艺术相结合的创作形式，影响了后来一批中国实验艺术家的创作。 张洹成功登陆美国之后，作品较之前在东村的创作开始发生变化，早年作品所呈现出的爆发力开始幻化成太极推手般的东方美学，自身文化的运用与移民文化的融合与对抗，成就了张洹在艺术上的质变。《家族》系列作品中，张洹在脸上涂写家族族谱，直到黑色的墨字涂满整个面孔。一个行为作品，完成了对自身传统与历史定位，移民文化与种族问题等诸多问题的意见表达，切入点之准，令人感叹艺术家过人的敏锐。 盛奇早期的作品也是以行为记录为主，艺术家本人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其作品的独特性。用摄影对艺术家本人的思想过程和人生经历加以记录，利用这种方式，盛奇创造出自己独有的图像方式，断指的手掌承载的不仅仅是红丝带、老照片，更多的是承载一种历史，一种责任，一种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 马六明作为中国行为艺术的代表艺术家之一，早期作品《马六明•芬》，《行走长城》等，都是利用身体作为创作的主要媒介。马六明天生的清秀容貌，也是这批作品成功的重要前提。马六明近年的创作渐渐由行为艺术转入绘画和雕塑领域，所以其早期行为艺术摄影作品就显得更加重要。 艺术家苍鑫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努力，这些年一直在继续。从早期的《舔》到近期的《身份互换》，苍鑫一直在努力寻找自我身份的定位，并对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在《身份互换》系列中，苍鑫与不同身份、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服饰的互换，行为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不合谐、不稳定的合作关系，揭示了不同种族与文化差异下进行的交流与融合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 王庆松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早年投身于“艳俗艺术”运动，后独立发展出一条摆拍为主的观念摄影艺术道路。王庆松的作品制作精致，场面宏大，不论是早期的《老栗夜宴图》，还是后来的《纪念碑》系列，一直到近期的《罗曼蒂克》系列，都秉承着这一创作原则。依照艺术家自己的创作观念来对画面进行有效的控制，对模特的姿势和画面的场景进行设计，最后对拍摄的照片进行修复与调整，到最后制作出成品，这样的工艺流程是许多西方观念摄影大师所采用的。从辛迪•舍曼的化妆摆拍，到杰夫•沃尔的场景设计，以及弗孔对模特的运用，无疑都对王庆松的作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庆松从早期对自我形象的颠覆，到对自我形象的回归重构，其间的艺术历程，记录了艺术家对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种种看法，有嬉笑怒骂，也有庄严肃穆，手法多变，制作精良，使王庆松的观念摄影作品成为艺术市场和收藏家们的宠儿。 提到庄辉的摄影艺术，我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些宏大叙事的《集体照》系列。庄辉凭借一己之力，组织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来拍摄《集体照》，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项工程，就像庄辉后来所做的装置作品一样，其意义不仅仅是一件作品的完成，更重要的是制作作品的过程中，所要克服的种种因素。庄辉在其个展《十年》中，展示了一批看似专业摄影爱好者拍摄的风景与日常事务的照片，平常且充满对人性、对平淡生活的热爱，正是这种热爱，帮助我们发现了生活的美好。 赵半狄怀抱熊猫咪进行了一系列的公益行为艺术活动，其作品大都以摄影灯箱的形式进行展示。赵半荻的行为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属于一个异数，用公益活动海报的形式制作摄影作品，将公益宣传口号融入作品中，并在公共场合进行展示，是典型的利用传媒图像对大众消费社会提出质疑，并用波普式的创作手法进行对抗与消解。 同样精通摆拍与造境的艺术家还有刘铮与王宁德。刘铮早期的《三打白骨精》系列借用中国传统元素来构建作品框架，通过摆拍模特来完成情景的制造。在其最新系列《幸存者》中，传统的中国元素被抽离，取而代之的是对作品情景的刻意减弱，着重将力量集中表现经过化妆的模特所扮演的灾难幸存者形象。尺寸巨大的头像，多元的身份背景，灾难的主题，作者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准确把握，以及史诗般的拍摄手法，使作品充满了震撼心灵的力量。 王宁德的作品对所拍摄的形象进行了主观的处理，那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方式，结合黑白摄影技术的运用，使王宁德的作品始终充满着一种迷幻主义色彩。刻意营造的场景，却被刻意营造的情绪所感染，说不清的迷离与无奈，流露在每一个被拍摄者的脸上，刻意在这里变得暧昧不清，别有一番意义。 洪浩用扫描仪记录下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并将这些东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做成一个密集集合型的图式。洪浩的作品是中国进入消费社会的一个注脚，包括洪浩的早期作品《Mr.Hong》等，实际上都是广告传媒图像与城市本身巨大变化的一个对抗的结果。 黄岩的作品是行为与观念的融合，传统的山水元素被黄岩涂抹在自己和模特身上、脸上、人的身体取代了传统的宣纸，直接与其所承载的文化制度、文化传统形成对话。从行为到照片的转换，使这种对话更加具有针对性。 翁奋用骑墙的少女眺望城市这一场景，描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新物质文化对旧有城市与生活概念的渗透和冲击所做出的本能反应。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促使人们对商业物质精神和人性概念有了重新的定义与理解，骑墙本身的态度，正是转型期中国所处环境的真实写照。 洪磊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刻理解，在其摄影作品中表露无遗。无论是苏州园林所弥漫的死亡气息，还是凄美地死在故宫台阶上的小鸟，洪磊对中国画意境的把握与运用，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典型艺术家作品之外，还有不少关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历史与现在、观念介入摄影以及摆拍的意义、中国意境的再现、重回纪实主义等方面的作品均逐步进入收藏家的视野。 中国当代摄影市场从出现到形成经过了一个过程，从早期一些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直接从艺术家手中零散购买开始，但这种购买行为只是一种松散的购买关系，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收藏。这种情况一直到专门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西克和劳伦斯等人的出现，以及专业经营中国当代艺术的画廊成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才算基本形成。 随着中国当代摄影不断出现在国际重要展览和艺术品博览会上，一些重要的美术馆开始关注亚洲艺术，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纷纷开始收藏中国当代摄影。国内的美术馆，比如广东美术馆等，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摄影，组织中国当代摄影展览并着手系统收藏。 而今日美术馆最近已将观念摄影作品列入馆藏计划。学术的成功，作用在之后的国际展览以及拍卖会上，中国当代摄影的风头越来越强劲，市场越来越趋于完善，从而产生了专门收藏中国当代摄影的美国收藏家伊路易莎等一些专业中国当代摄影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