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过时的艺术

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再一次欣赏了王式廓的遗作，非常激动。这里，不仅展出了我从未见过的水墨画——一九三四年所作的挥洒自如的《南瓜》、《葫芦》和解放后遒劲有力的练笔写的书法，还有难得看到的优美恬静的油画风景和十分传神的人物素描；尤其令人神往的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迸发出来的光和热——一九七三年五月在河南安阳、巩县等地以无限深情描绘的劳动人民先进人物形象，几十件素描和油画头象。 　　但是，最使我流连忘返、感触万千的，还是那两幅素享盛名的创作：套色木刻《改造二流子》和巨幅素描《血衣》。 　　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会“过时”的。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和《血衣》，作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美术优秀的作品，反映了我国历史的一定阶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它们充分发挥了绘画艺术的特长，又巧妙地突破了绘画艺术的局限，也可以说是美术创作的可资借鉴的一种范本。 　　油画家艾中信不止一次地介绍过，徐悲鸿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个展览会上，对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一画曾热情赞赏。艾中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徐先生今天在展览会上留恋很久，他逢人就叫看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他说：论题材这是最重要的）而且主题新颖；论构图，这幅画最完美；论人物，最成功；论技巧，最高明。”一幅小小的套色木刻，能够得到徐悲鸿先生如此高度的评价，几乎把赞美一幅画的所有可能用的美好词句都用上了。当时徐悲鸿还不知道王式廓是谁，还打听他在什么地方。可见他的夸奖，纯粹出于对艺术的倾心喜爱。五十年代初期，王朝闻对这幅画也作过热情的评价。他赞扬画家以，‘间接描写的巧妙”手段，成功地处理了“这种文学性较重的题材。”那个背向观众扑在碾台上哭泣的衣衫槛楼的不幸妻子和无所适从的幼儿，与热情劝说者们的动作、姿态、表情，明确而又生动地揭示了二流子必须转变的理由，也就是说，画家以可视的绘画语言，有力地阐明了作品的独特主题思想。以上两例都足以证明《改造二流子》一画在解放初期获得的声誉。事隔二十多年之后，王式廓不幸在河南工地上以身殉职。美术界和文艺界的同志、朋友们，在无限悲痛和惋惜之中，自发地纷纷追忆着他一生的道路及其艺术遗产，四川著名版画家李焕民——王式廓的学生，在给一位老同学的信中，深情地谈到了已故老师的作品。他写道：“《改造二流子》曾经多么深刻地影响过我们呵！虽然是木刻年画，局限性很大，但取材、构图、艺术处理、人物刻划，使人总和列宾、苏里科夫联系在一起。而且，十九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比我们的革命现实主义容易得多呵！”这是在一九七三年，“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时期，《改造二流子》这样的作品，全然套不上“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等模式。因此，在这时对王式廓的作品表示敬意或倾慕，不会是假的。从一九四九年初到一九七三年，这二十四年时间，中国的事情变化有多大？尤其是在后十几年，林彪、“四人帮”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作为头号受灾区的文艺界，是非曲直、美丑香臭的标准给搞得乱透了。但实事求是、不信邪的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心里还是有数的。二十四年后的画家李焕民对《改造二流子》的评论，竟然和二十四年前的徐悲鸿几乎完全一致，这决非偶然。它只能证明：真正的艺术作品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 　　今天，我国历史又面临了一次空前的大转折，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转移，像《改造二流子》这样的画是否“过时”呢？该画所反映的党群之间的亲密关系，基层干部对待落后群众——二流子的满腔热情、耐心帮助的阶级感情是否“过时”了呢？对照今天的现实生活，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倒行逆施造成的历史大倒退，党的优良传统被严重破坏，封建的、甚至奴隶主的残余思想泛滥成灾。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到处可以看到某些号称“共产党员”的干部，从人民的公仆蜕变成了，“人民的老爷”或“长官”。在“四人帮”一伙的毒化和腐蚀下，有些干部对人民群众作威作福，滥施淫威，他们根本不懂或者完全忘记了党纪国法，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动辄把人民群众当作“全面专政”的对象，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捆绑关押、生杀予夺。此类剥削阶级的恶劣遗风和“上皇帝”思想，长期发展，已成顽症，决不是揪出了“四人帮”就可以霍然痊愈的。清除上述顽症，包括形形色色的“老爷”习气和“长官意志”，还需要全党全国人民费相当长的时间和极大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难道没有教益吗？它给人以鲜明的对比：当年在老解放区，对待二流子，尚且如此苦口婆心，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施高压，何况对一般努力劳动、认真工作的群众！老解放区的农村干部文化水平并不高，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出发点是为人民。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力求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关系统一起来。这种传统难道不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并认真继承下来么？！岂止农村干部需要重新学习，县、省、市甚至中央的某些领导干部，都达到了这种水平了吗？恐怕未必。因此，撇开《改造二流子》的高度艺术成就不说，仅就它在这一方面的“生活教课书”作用而言，其现实意义也不容低估。我认为它应该重新印刷发行，使之继续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干部的积极作用。 　　《血衣》，是比《改造二流子》更有影响的大型创作。它标志着解放后王式廓在思想艺术上的更趋成熟。巨幅素描创作《血衣》，是画家经过十几年的酝酿、孕育和艺术劳动，精益求精的艺术创作。它从一九五九年完成之日起，就轰动了美术界。到了一九六二、六三年，《美术》杂志上又展开了一场关于《血衣》的热烈讨论。各地的美术工作者和干部、群众，纷纷发表评论，各抒已见。绝大多数人对《血衣》的成功，赞叹不已，普遍肯定《血衣》反映了广阔而又深刻的历史内容，具有高度思想性。它的高度的思想性并非借助于简单化的图解说明，而是通过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和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以及富于节奏感的完整统一的构图，深入地揭示出来的。画面上那个举起血衣悲痛欲绝的中年妇女，那个白发飘散、充满仇恨扑上前来双目失明的老母亲，那个积愤如山、手持地契老早赶到会场蹲在前列的老实农民，那个被地主迫害成残、瘫痪不起的青年农民和他的不幸的家属，各以自己独特的遭遇和栩栩如生的视觉形象，发出了强烈的控诉。被押到场的地主，虽然震惊然而低头并未服罪，偷眼窥视着斗争他的农民群众……。那只是生活中“一瞬间”的横断面，但它的思想感情的容量和情节的丰富生动，很足以与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相媲美。人们从这里可以“读”到的东西是非常多方面的：干部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睁峡岁月，那曾经亲身参加过甚至领导过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无数农民从中看到了自己悲惨的过去和终于站立起来报仇雪恨那一天；青年一代，仿佛亲眼看到了老人们时常诉说的苦难家史……。《血衣》一画深深地打动了千万人的心弦、在他们中间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是有其生活根据的。 　　《血衣》素描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个片断的见证。 　　历史发展到今天，党中央决定普遍摘掉经过三十年劳动改造的地主分子的帽子。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已成为历史。《血衣》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呢？是不是只有历史意义了呢？ 　　有一位画家谈到近几年来他对《血衣》的新体会。他以钦佩的心情说：《血衣》以一系列典型的农民形象和中国革命的真实写照，告诉人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他十分赞赏王式廓在画中揭示的朴素而又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如今它恰好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 　　确实，《血衣》的绘画形象所揭示的主题思想，与“天才”论、“英雄”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恩赐”观点，是根本对立的。正是由于画家站在马列主义的高度来观察世界，确信革命是千百万群欢的事业，而不是少数人的个人的事业，所以他才给自己规定了明确的任务：“应当表现出群众的力量”；“应该使群众的昂扬斗志在画面上居于主导的地位。”就连主席台上那些代表党的领导者指挥着这一场对敌斗争的干部们，画家也都把他们描绘成“有智慧、有觉悟、对敌斗争坚定勇敢而又自信的农村积极分子。”（见王式廓：《< 血衣> 创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几个问题》《美术研究》1960年第一期）这里没有“救世主”。推翻地主阶级的斗争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党的正确领导只能从群众中来又到群愈中去，而不可能是“上帝”的“恩典”从天上掉下来的。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人民群众，消灭剥削和压迫，它不能靠“恩赐”，也“恩赐”不了。只能靠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斗争，争取当家作主人的权利。《血衣》正是表现了革命的这个本质方面。 　　我们的国家有两千年左右的封建历史，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同时也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回顾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生活和斗争，在干部中，不是完全没有“恩赐”观点，在群众中“感恩”思想也不少见。但是，王式廓并非“有闻必录”的爬行“现实主义”者和朝三暮四的“风派”。对于历史，他有真知灼见，在创作上有独立自主的提炼取舍原则。他反对“恩赐”观点，也不美化“感恩”思想。他的艺术创作既代表了群众的真实心意，又不停留于一般群众的见识水平。他有意识地让群众亲切地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但又不只是简单地重温往事，而以笔下的生动形象，使群众看到和体验到比过去的亲身感受更多、更深、更透的生活真理，引导观众，更自觉地意识到这一场斗争的翻天覆地的深刻意义，更明确地感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不再是任人奴役的奴隶或奴才。艺术家再现过去，是为了激励未来。让群众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作为主人公的自觉——这是《血衣》以高度的艺术性揭示的主题思想之一，也是这件成功的艺术作品为人民利益作出的可贵贡献。 　　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四个现代化。没有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没有几亿农民的自觉参加新的长征，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大半要成空话匕我们要完成这一全新的艰巨复杂任务，象进行土改一样，归根结底要靠千百万人民群众都起来。我们需要破除迷信，扫除“恩赐”观点。如果几亿人民坐等什么人来：“恩赐”四个现代化，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十几年来的大倒退，不仅使“恩赐”观点和“感恩”思想自由泛滥，而且这类错误思想又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成为他们为了政治阴谋而“造神”、大肆贩卖封建迷信和，“宗教”迷信的顺利通道，使之流毒全国，重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和手脚，从而使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人民群众，重新倒退为奴隶和消极、蒙昧的“群氓”。 　　重看《血衣》，感触万千。 　　大倒退带来的大灾难不可低估！这就使我一再联想到列宁对高尔基的几次严厉的批评。伟大的列宁对高尔基一向尊敬，爱护备至。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是很深厚的。但是，十月革命前，当高尔基侨居国外的时候，由于受到唯心主义哲学的迷惑，一时附和了“要创造神”的说法。列宁得悉后，十分恼火，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指责：“造神”论“完全是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他一针见血地揭露：“美化了神的观念，也就是美化了他们（指反动派）用来束缚落后工人和农民的锁链。”“因为，事实上神的观念帮助他们奴役人民。”列宁愤怒地咒骂。“被造神说所神化了的最肮脏、最愚蠢、最富有奴才气的特点。”（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一集第435页和439页），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造神”论，不正是这样吗？！不少好心的同志附和或容忍了“造神”论的恶性发展，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其中包括我们自己。 　　谁都知道，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常识问题上，居然也让“造神”论得逞并造了这么多年大孽。这个历史教训是必须认真予以总结的。目前，公开“造神”的人是不多了，但造神论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清除干净。“土皇帝”的事例也还不少；“长官意志”横行、压制社会主义民主的现象则更为普遍。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大力拨乱反正，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与这些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作斗争。但党中央的号召要变为现实，还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针对这种现状，《血衣》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恰好是一部非常适时的“生活的教课书”呵！